诺奖得主斯蒂格利兹：中国必须追求公平发展

　　本报记者 林平

　　3月18日下午，晴朗无风。

　　在北京大学校园里，一个男生向记者打听：“万众楼怎么走？”

　　这个名叫闫超的男生是中国人民大学会计专业二年级的学生。像他这样的前来聆听斯蒂格利兹演讲的外校学生，一路上络绎不绝。离演讲开始还有半个小时，偌大的会议室里已挤满了人，就连过道都是人满为患，而人们还在不断涌入。

　　下午两点，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陪同一个长着灰蓝色的眼睛、大胡子，头顶上白发稀疏的外国老人从后门走上主席台。

　　“他是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兹。”林毅夫介绍说。这位个子不高的“巨人”站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讲堂上，侃侃而谈近三个小时，表情热烈而精神勃发，丝毫不显62岁老人所常见的老态。

　　“例外” 获诺奖

　　“一般来说，只有被认为观点是错误的人才会得到诺贝尔奖，而观点正确的人不会得到。去年我见到他，他说他是一个例外。”林毅夫笑言。

　　斯蒂格利兹的学术生涯应该算是少年得志一帆风顺。他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时年仅23岁。27岁时他成为耶鲁大学的终身教授，1972年， 29岁的他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的会员。1979年，他提出了导致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现代经济学最优理论的非均衡量，当年即被授予John Bates Clark奖(该奖两年一次由美国经济协会授予40岁以下的杰出的经济学家)，一举奠定了他在经济学界的地位。

　　成名之后，斯蒂格利兹成为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竞相邀约的对象。在克林顿执政期间，他是国务院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后期成为委员会主席)。1997—2000年，他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据说由于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意见相左，他提前卸任世界银行的职务。

　　2001年，约瑟夫·斯蒂格利兹(Joseph E. Stiglitz)由于在“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领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与他的同胞乔治·阿克洛夫和迈克尔·斯宾塞分享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2年我就觉得他应该得奖，却一直等了20年。”林毅夫介绍说。

　　这个奖项为何姗姗来迟？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的话说，“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还是一个革命者。”

　　从斯蒂格利兹的著述中可以看到，他对经济学的很多基本假说和定论提出了质疑。比如他批评传统经济学的市场假说建立在静态的前提下，根本没有考虑信息的不对称性。“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但往往是不完善的。所以，看不见的手，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只手，不是看不见，是没有这只手，这个市场效率是实现不了的。”他笑得像一个推翻了多米诺骨牌的孩子。

　　当有人问他，“你觉得自己最终的贡献是什么？”他说，凡是一个信息看不见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革命性的机会。

　　或许和主流经济学意见相左是他不能被广泛接纳的原因吧。

　　发展要公平

　　“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近年来才频频被提到的词。在斯蒂格利兹眼中，市场经济发展的目标不仅是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必须加上“公平”二字。

　　“可持续的公平的发展，可持续的意思不是这几年发展了，然后就进行衰退，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政策不能只是(注重)短期增长，应该说是(追求)可持续增长的。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如果社会上有很大的不公平(存在)，那么经济的政策也无法长久下去。人们就需要一个新的变革，所以社会(公平与否)的影响不能忽视。”

　　斯蒂格利兹突然话锋一转，对私有化表示了极大的担忧。“私营化可以产生重大的影响，经济效益也要照顾所有的股东。是许多人让这个公司成功，不光是股东，工人和供应商都做出了贡献。所以，这需要一个完善的信息，包括合同方面，这是很重要的。”他警告说：“把所有东西都私有化是很危险的。在美国，私营市场扮演着主角，后来发现私人经营的监狱条件非常的差。私营化走得太远，确实会产生问题、造成灾难。”

　　同时，他希望中国在环境保护、资源、环境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环境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经济的增长对环境会产生影响，如果这些溢出的效应不加以解决，经济的目标将难以实现。”他说，只能通过法规对环境进行保护，“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发展是靠消耗大量资源实现的。比如建房子、修路、生产汽车，这些发展都是资源消耗的，会对环境造成影响。中国处于资源消耗的阶段，而市场并不能保证这个资源合理的使用，政府必须干预，使资源得到合理的运用。”

　　他举例说，中国目前的汽油价格非常低，带来了一些环保问题。如果提高油价，大家更会注意到节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只靠汽车工业这是办不到的。

　　他还为中国在农产品和金融服务上“支招”。

　　“欧盟和美国对农产品进行大量的补贴，中国的农产品进入世界市场面临的竞争压力非常大，惟一的办法就是提高生产力，抵消国外对农产品的补贴。”

　　“金融服务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在市场开放的时候，外国公司和银行容易进来，却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和当地的中小企业，外国银行更愿意与IBM这样的跨国公司合作。”他介绍说，19世纪，美国以立法来引导金融业的业务和发展。通过这种“普遍社会方案”的方式，让银行到各地去经营，金融服务就会面向偏远地区、面向农村，不光是针对大城市了。“中国也要采用一些新的方案和办法加强竞争力，包括解决过去的遗留问题。中国的金融服务眼睛不应该只盯着大城市，而应该扩大服务的基础和范围，走出大城市，面向偏远地区、面向农村。”

　　储备降低风险

　　斯蒂格利兹对中国经济寄予了厚望，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繁荣越来越有影响，特别是对亚洲国家”。同时他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可以抵御外国的保护主义，但中国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别的国家更容易进入中国，中国也更容易进入别的国家，包括市场、资源、技术，都越来越容易获得。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中国在短期和长期如何应对这个风险是要慎重的。有的风险是很难抵抗的，无法以购买保险来解决。”他说，有些国家缺乏石油资源，油价下跌时，其费用就下降，一旦油价上涨，就会影响其GDP，进行石油储存是降低这种风险的好办法。

　　储备系统也同样面临挑战。储备的汇率有时会产生扭曲，通货膨胀使得货币贬值，储备货币必须考虑这个因素。他警告说： “不能只依赖美元进行投资组合，而需要实行多元化”，因为“美元货币在削弱。美元疲软的底线在哪儿？谁也不知道”。

　　斯蒂格利兹说，美国的贸易赤字每天以200万美元的速度增长，这是宏观现象，跟汇率没有关系，目前还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汇率的改变，不会从根本上解决宏观的问题。当然如果汇率不稳，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目前的储备系统维持太长久了，我预测不出来哪天它会垮掉。”由此，他建议亚洲要搞自己的储备系统，“中国能够(从中)发挥独特的作用，这点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