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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群导向的中部崛起战略
在国民经济市场化、一体化和全球化条件下，地区之间的竞争不单是单个企业、单个产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产业群之间的竞争。创造产业群成长的环境，培育和扶植产业群，已
经成为区域发展战略的基础。目前，中部地区仅有少量产业占全国的份额高于中部GDP占全国GDP的比重，高于其人口占全国份额的产业就更少了。这说明中部具有全国级竞争优势的产业严重不足。因此，围绕主导产业，培育具有国家级甚至全球级竞争优势的产业群，是中部崛起的基础和方向。这就是说，应当实施产业群导向的中部崛起战略。
根据笔者的观察和研究，中部地区应以培育农业产业群、农业机械及生产资料工业产业群、农产品深加工产业群、能源产业群、冶金产业群、汽车产业群、高技术产业群、旅游产业群、物流产业群、商务服务和金融产业群为基础和主导，带动整个区域发展。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农业并非被动的剩余劳动力池，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包括要素贡献、产品贡献和市场贡献，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已为国际经济发展理论和经验证明。因此，作为拥有2.7亿农村人口的中部地区，必须转变部分地区、部分干部消极对待农业的态度，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农业在工业化和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把培育和扶植专业化、规模化、区域化的现代化农业产业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主导力量之一。
美国哈佛大学迈克.波特曾对世界上诸多工业国家在全球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某个产业具有全球竞争优势，是因为所处国家或区域环境特别有利于这个产业发展，其中又以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及企业战略、组织结构及竞争程度四个方面最为重要，即所谓“菱形架构”。因此，培育和扶植产业群关键在于优化环境，丰富和传递“菱形架构”的力量。波特理论来自于对工业国家的经验研究。由于在工业国家，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建立健全，宏观结构趋于稳定，这使得波特理论忽视了微观基础和宏观结构在产业竞争优势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后两者对发展中及转型中国家和地区特别重要。我国中部地区是一个发展中的、转型中的区域，培育和扶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群，应当从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着手，即：第一，积极、稳妥推进企业改制、改造和改革，塑造机制灵活、充满活力的现代企业。这是中部地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群的微观基础。第二，丰富和传递“菱形架构”的力量。第三，引导和优化宏观空间结构。
在这里，笔者想强调以下三点：
鼓励本地大学、研究机构研究和培养与产业群相关的技术和人才。中部地区拥有众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其中武汉堪称中国第三大科教中心。在经济发展对知识创新日益依赖的时代，鼓励和促进这些本地大学、研究机构研究和培养与中部产业群相关的技术和人才，是培育具有全国和全球竞争力产业的十分重要的途径。为此，一方面，应借鉴国内外经验，通过鼓励科学园、技术园、孵化器(BIC)、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委托研究、大学工业关系计划以及地区研究开发计划，促进产学研区域创新网络的发展；另一方面，应通过联合培养、委托培养、订单培养，直至学科专业结构与布局的调整，推动大学人才培养的本地化，鼓励各类产业大学培养适合当地产业群发展需要的人才。
实施大都市圈化战略，即优先发展市区人口在50万以上的中心城市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周围地区。这是因为，大都市圈更有利于专业化厂商、专业化生产要素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可以更好地利用知识溢出效应，促进创新，更有利于专门化的有效率的各类基础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总之，大都市圈化有利于建立最有效的支撑产业群成长的区域空间结构。正是由于这样的好处，美国1920年就进入大都市圈优先发展，1940年则进一步跨入大型大都市圈优先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来还先后形成了东北部大西洋沿岸、中西部五大湖地区和太平洋沿岸三个巨大城市带。我国及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已接近1920年美国的城市化水平，同时高速公路网以及快速铁路网正在迅速形成，加之政府积极推动城乡协调、区域协调发展，中国及中部区域发展已开始进入大都市圈化时代。中部崛起应抓住机遇，以市区50万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为中心，促进一批初级大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促进武汉、郑州-洛阳-开封、芜湖-合肥-安庆、长沙-株洲-湘潭、南昌-九江-景德镇、常德-荆州-宜昌等几大联合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从而促进长江中游巨大城市带的崛起。
一体化与区域化相结合。一方面，要积极呼应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地区、山东半岛拓展腹地和结构升级的战略需求，实现基础设施、生产链、市场和区域治理体制与它们的对接和融合；另一方面，内部各个省市之间也应努力加强合作，积极推进基础设施、生产链、市场和区域治理体制的一体化，以实现优势互补，发挥整体优势。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 赵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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