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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系统地分析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汇率、利率、外贸和外资的自由化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的法制体系，强化预算硬约束、削减财政赤字等，贯彻“小政府、大市场”的思路。
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在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
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论文，在雷默看来“北京共识”的灵魂是不断创新、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它已经取代了广为质疑的华盛顿共识。
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已经是问题丛生。美元的持续走弱，华盛顿共识不断暴露出新的问题，但美国市场原教旨主义仍在强势坚守。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需要重构？在美元没有退出之前如何保证外汇储备的策略？世界是否需要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3月18日下午，斯蒂格利茨应邀成为“站在巨人的肩上——CCER成立10周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演讲系列”第八位嘉宾，演讲过后就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等问题，他与北京大学经济中心主任林毅夫、副主任李玲、教授陈平、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方星海、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共聚北大致福轩，进行讨论。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41期。
陈平：关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目前有一场很大规模的讨论。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其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是经济学的信条正在变革，还是近年来很热的地缘政治学讨论的如何应对中国威胁的影响？
斯蒂格利茨：实际上，除了中国，关于北京共识的讨论是很多的。在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圈子里，拉美的失败导致了对华盛顿共识作为发展和复兴的信条的普遍的抵制。从某种程度上讲，华盛顿共识的末日是在1997年——我担任世行副行长之前——就已经宣布了。那个时期，拉美已经经历了7年的黄金增长期，但是东亚却爆发了金融危机，于是有人下结论说，东亚模式是错的，东亚奇迹是假的，都不过是裙带资本主义，其企业里也充满着腐败和任人唯亲，永远不会有效益。所以原来的数据有假，危机就是证据。
当时，IMF几乎洋溢着兴奋的情绪，因为亚洲金融危机证明了他们的理论是对的。然而这些人却不见在过去30年亚洲国家GDP的增长的事实。其后，1998年到1999年，拉美开始了危机，巴西、厄瓜多尔等所有拉美国家经济增长减缓，而智利经济减缓最多。许多情况是由于产品价格引起的，但是根本原因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像我先前所说，是由高利率引起的。大约在1997年初，拉美的增长就停止了，人均产出开始下降，人们开始谈论“逝去的5年”。
陈平：那么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商品价格的波动，还是资本过度自由化？
斯蒂格利茨：截至目前，人们达成共识，认为华盛顿共识是无效的。他们认识到令亚洲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同样存在于一些拉美国家中，因为拉美的增长依赖于外资的大量快速流入，而这些资本是短期资本，非常不稳定。他们的危机和东亚一样，只不过他们没有东亚先前那样辉煌的黄金增长期，并且他们的增长并不稳健，衰退的更厉害，此时，韩国已经恢复过来，验证了东亚模式的有效性。于是，华盛顿共识没有人支持了，而中国在这些年持续的增长，令IMF十分尴尬。
既然华盛顿共识是错的，那么什么又是对的呢？当然也没有共识，我想每个人对新的共识都有自己的观点。
陈平：中国不仅是发展中的经济体，同时也是转型经济体，有趣的是，去年冬天我去德国发现，许多东欧国家包括德国(它的复苏十分艰难)都陷入了一场大讨论，他们对华盛顿共识嗤之以鼻，但是并不公开说华盛顿共识失败了，只是说转型经济学已经死了。
许多转型经济学的讨论都把中国排除在外，许多欧洲心理学家正在讨论经济学家最初回避的问题，挑战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人是社会动物，不仅仅是孤立的理性人，在演化心理学、演化生物学都有大量证据，但是似乎对转型经济学中广泛采用的政策分析讨论的很少。从波兰到匈牙利、俄罗斯再到东德，实际上东欧转型非常困难，生动的社会实验证明了华盛顿共识框架下的休克疗法完全是个错误。
斯蒂格利茨：我同意，在关于全球化的书中，我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
我有两个笑话要讲。首先，1993年世界银行研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并没有纳入中国，我想其原因是一旦加入中国，他们的研究结果就必须全部改变。因为他们想证明改革是越快越好，而中国的改革比较慢，但反而是最成功的，这个最成功的例子却与其推销的政策完全相左。既然中国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而被研究的国家都是这么小，那么还是不要研究中国的好。
第二个故事来自于杰弗里·萨克斯的一本书《贫困》。他关于个人责任制体系改革的看法我也不赞同。中国从农民公社转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用了短短的4年，这让近6亿农民转变过去的生产模式，涉及人口之多、改革速度之快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在他看来是得益于休克疗法，这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显然，中国的改革是一个自下而上、逐步推进的方式，因而在转型过程中一部分旧的体制得以保持。
陈平：您是指中国维持了社会体系的稳定？
斯蒂格利茨：正是这样。循序渐进的方式使得转型过程变得稳定多了。中国目前要走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原理是在很多领域内不用政府管理，而让价格自行起作用，从而实现经济的高效率。
但是我们应该全面考虑市场经济的结果，第一，要让市场经济来实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目标；第二，经济政策也必须保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第三，就是社会的公平发展。只为最上层的人谋利益的经济增长不是我们需要的经济目标。美国经济十年的增长速度只相当于中国一年的增长速度，美国的增长只让最上层的人获得了好处，中间和下层的人生活都很差，所以我们对经济要加以管理。
林毅夫：对。我同意市场竞争本身并不能必然的、自动地导致高效，在不少领域必须辅之以必要的政府的作用，从长期来看，市场竞争本身可能也保持不了公平和公正。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要管理好混合经济需要几个领域的共同作用，例如要建立有效率的市场体系，有创新的能力和意识的企业；政府要保证社会的稳定，调整地区不平衡，包括在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投资的不平衡。将国有企业简单地全面私有化的结果可能会扩大不公平，而不是缩小不公平。你也不赞同完全依靠“看不见的手”，那依你之见将由什么来替换市场的作用呢？
斯蒂格利茨：在美国，市场扮演着主角，原教旨主义者主张私有化，但是在实践中发现，全面的私有化使得低收入者的生活得不到最低保障，生活条件很差。所以，私有化走得太远，确实会产生问题，造成灾难的。私有化过程中的操作很重要，操作不当，会产生非法财富，造成遗留问题。俄罗斯就碰到这个重大的问题。
我们常说的“看不见的手”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这只手不是看不见，是没有。所以市场并不一定导致效率，不要把效率看作是市场独立作用的结果，所以有的时候需要政府干预，当然并不是说政府想怎么干预就怎么干预。我的意思是，传统的市场经济学缺乏根据。我们可以看到，信息不完善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也会造成很大的扭曲，市场行为就是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完善的信息，当然就缺乏正当的理由。
政府应如何来帮助提高经济效率？涉及到一些外部性、公共品、环境、宏观稳定，所有这些都是政府需要干预的地方。还有一些问题的争议比较大，我还在一本书里讲到了“泡沫”，1990年代美国产生的泡沫、不稳定，就是由于政府的调控不到位导致的，所以市场与政府这两者要平衡好，只有这样才能使市场经济实现稳定。
林毅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国家，你是否认为可以放松现存的一些经济学假设，从而开创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挑战那些传统理论包括您的信息经济学理论呢？
斯蒂格利茨：我开始想，完全市场假设没有描述这个世界，中国的情况很类似，有大量的现象需要传统理论进行拓展，需要把中国经济纳入到新古典体系中去。我想语言是很重要的，新古典经济学正是这种能够交流的语言。某种意义上讲，可以从某个假设开始，然后说明为什么中国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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