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质疑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三问中国经济增长

　　“2079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18年后中国人均GDP可以和美国叫板”……在日前召开的中国脑库报告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肯定这些乐观估计有一定道理。但他对中国经济过去所走的“低要素成本、低要素质量、高制度成本”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并指出持续的变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一问：“中国价格”能挺多久

　　在许多国外经济学家眼中，“中国价格”(ChinaPrice)成为中国在国际经济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庞大的低劳动成本参加市场竞赛，使得中国人力成本优势明显。周其仁举例说：“80年代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是欧美工人的1%，到了2002年美国工人每小时的平均工资为21美元，而中国仅为64美分。”

　　然而周其仁话锋一转，指出目前中国经济的新动向——要素成本急剧上升，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电荒、地荒、民工荒以及环保、原材料、政府服务成本的增加。为此，他预测2005年中国企业将会面临很大的分化，企业如何消化不断上升的成本，成为其能否生存和怎样生存的关键。

　　周其仁认为出路有三：一是“扛”，其结果势必造成成本侵蚀利润，企业的市场份额逐步缩小；二是“走”，转移技术、产业和服务，到中国中西部地区甚至周边其他国家布局；三是“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利用创新和技术开发来驱动经济增长。

　　二问：要素质量如何提高

　　周其仁指出，经济增长向来就是一把双刃剑，经济增长的同时势必会带来成本的提高。所谓的经济增长即是要素成本上升了，而要素质量上升得更快，但制度成本显著下降。

　　“质量提高的关键是产品和技术创新，而创新的关键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他引用摩托罗拉老总的话说，“跟日本人竞争，只要我们做他们也会做的，我们必输无疑，但是我们的优势就是能不断发明他们不会做的东西”。

　　周其仁表示，中国人的学习能力非常强，但强的是仿造性学习，而原创性学习很弱。仿造性学习的缺点就是缺乏创新精神，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他特别赞赏华为的技术创新能力，认为华为能在荷兰中标，吸引欧洲人的决不是低价，而是创新和优质。

　　三问：制度成本能继续降低吗

　　周其仁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内企业家的注意力正在不断降低，这正是制度成本居高不下造成的结果。由于环境因素的影响，企业家们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跟政府部门沟通和人际关系处理上，而对市场和技术的注意力明显下降。“例如联想此次并购IBM的PC机部分所用的融资都是在国外完成的，因为按柳传志的话说，在国内要想获得这么大一笔资金手续太繁琐。”

　　他认为，中国的改革遵循的是先易后难的渐进式之路，从现阶段看核心部门的改革对制度成本的下降具有重要的作用。

　　周其仁，生于1950年，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之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所工作，获得过孙冶方经济学奖。先后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取得博士学位。1995年回北京大学任教。

　　作者:本报记者 刘伟 实习生 申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