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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隆国强
本报记者 冰岛
经过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产业水平、经济实力及综合国力大大提升，尤其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使中国的进出口、吸引外资及对外投资额连年升高，直至2004年进出口高达
1万亿美元以上，吸引外资606亿美元，非金融类对外投资36.2亿美元，带动国内GDP增速持续运行在高位，创造出全球视线里的中国发展奇迹。
但奇迹出现的同时，我们的发展环境、贸易环境也在变化：政治局面更加复杂，贸易摩擦不断增多，资源类产品对外依存度不断升高，而且中国正面临市场全面开放，各种竞争会日趋激烈。这说明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将在一个艰辛的环境里完成。
面对这样一个大背景，外经贸要想继续高速发展，必须调整发展战略。虽然这个战略该怎么调整市场曾掀起谈论热潮，政府也在寻求战略突破点，但无论思维有多少，战略内容和水平必须全面升级，实施手段更强调系统科学，战略调整涉及的范围、问题、深度将前所未有。这既是政府面临的新课题，也是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保持和平、稳定、高效的发展环境，才能在新一轮产业分工中占据有利位置，才能在各种复杂国际问题面前，发出有力声音捍卫自己。
但这个战略到底该怎么调整？应立足什么视角和目标？哪些内容该扩展深化？哪些新内容该纳入？本报记者就此对我国著名外经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隆国强进行了专访。
记者(以下简称记)：隆部长你好！当我国进出口超过1万亿美元以后，政府正在寻求新贸易增长方式，如已对部分纺织品增加出口关税，但新贸易增长方式必然要求对现行外经贸战略进行调整。从大框架来看，你认为调整思路该怎么确定？调整内容都包括什么？
隆国强(以下简称隆)：这个问题很大，我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有以下几个判断：
第一，外经贸活动是一国实现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国实现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发展外经贸本身并不是目的。因此未来的外经贸战略调整，应紧紧围绕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和战略，为顺利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服务。
第二，从以往经验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不断在开放中谋发展。
过去的25年，无论是在某些部门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还是在另一些部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本质上都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寻求发展机遇。回过头来看，实行开放的行业成效更显著。如IT行业之所以成为中国第一大行业，靠的就是开放，依靠大量吸引外资，贸易上大进大出。尤其入世后签署的《信息产品协定》，实现了IT产品贸易自由化，大大促进了IT产业发展，使我国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形成世界级IT产业集群。外商之所以对我国IT行业大规模投资，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已具备成为出口基地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国国内市场巨大。IT行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全球经济一体化确实可以带来很多新发展机遇，只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握好这些机遇，就可以加快发展步伐。
纵观我国不同产业发展历程，可得到这样一个启示：越开放的产业发展速度越快，技术进步越快，国际竞争力提高得也越快。因此在新发展时期，应坚定在开放中谋发展的信念。
第三，要正确把握未来经济发展对外经贸提出的新要求。
未来10至2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我国人均GDP将翻两翻。回过头来再审视自己，你会发现我国的发展基础与以往相比已有很大不同：发展基础越来越牢固，面临的制约也越来越突出。
从发展条件看：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我国已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体框架基本确立。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时，社会将进入快速城市化和消费升级阶段，再由城市化和消费结构升级引导产业结构加速升级，这会带来更加庞大的内需市场，支撑起中国经济的未来；从发展的制约因素看，主要是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国内原有资源在经济体量小时还可以支撑，经济体量大时就显得越来越缺乏，经济越增长资源越紧张，环境压力越大。过去两年矿产资源全面涨价，就反映出资源不足的国情。对外部资源和能源的依赖也会越来越重。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矿产占有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水资源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6；人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量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约1/10、1/20和3/5。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问题日益显现出来。
有一个预测：到2020年，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高达58%，铁矿52%，猛矿38%，铜82%，铅52%，锌69%，主要能源和经济资源对外依存度都很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采取对外开放战略。此时外经贸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确保把缺少的资源买回来，首先要具备支付能力，这就需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保持在相当水平上，才能使国内市场所需资源得到供应。其次是保证海外资源稳定供给，可通过期货市场或控制海外资源生产来实现。最后是保证资源运输安全。这一切都对未来的外经贸提出更高要求。
中国必须实现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新型工业化道路，都是针对中国国情的。后来又提出五个统筹，但五个统筹中的最后一个、即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与前面四个统筹不一样，只有做好对外开放，才能对前面四个统筹形成保障。现在又提出建立节约型社会，温家宝总理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明确提出：要用科学发展观统筹一切工作，这都是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
现在我国能源消耗比过去低很多，如1971至1999年我国单位GDP耗能量下降68%，但国际平均下降27.7%左右。
过去几十年我国资源利用率虽快速提高，但仍是基于粗放型经济增长前提下的提高。如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是30%，比世界水平低20个点，说明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在资源受约束情况下要想推进现代化建设，唯一出路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样发展才能可持续，才能让国际社会不那么担心。
中国不可能像欧美那样消耗能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进口能源和设备，加强技术交流，提高能源利用水平。如能在2020年达到欧美现在的能源利用水平，资源压力就会大大缓解。环保方面的国际合作也很重要。所以说外经贸从传统创汇、进口出口、区域合作、再到今天的全球化，各层面、各领域都面临全新环境，每一个领域都要有正确战略来引领。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中国在和平环境中崛起，这应当就是开放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点和以前相比变化最突出，也是新发展阶段带来的一个新变化。
第四，要结合我国在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中地位的变化，准确把握新形势新问题，调整外经贸战略与政策。
我国已是世界重要制造基地，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地位不断提升，已成为贸易大国，但出口产品中高附加值产品所占比例不高，加工贸易在华价值链不长，贸易摩擦日益增加，出口环境日趋严峻。
贸易摩擦进入高发期是最突出的问题。出口量小摩擦就小，出口量大摩擦就大。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同时感受到来自中国产品的竞争压力，所以才会发生纺织品64个国家签署协议限制我们，才会出现西班牙烧鞋事件。这些极端事件是一个警示：我国出口环境已十分严峻。
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换；另一方面发展面临的矛盾越来越深。未来20年虽然是发展机遇，但这个机遇需要去创造，需要中国与国际社会实现良性互动。
要想这个互动是良性而不是恶性，就必须实现自身与国际社会共赢式发展。一战和二战之所以发生，本质原因都是由于新经济大国的资源或市场需求，不能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最终走向战争。今天的国际社会能否和平地接纳一个国家崛起，需要国内外的双边智慧。从这个角度去看未来的外经贸活动，就是关系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大事。各层面因此都需要采取正确战略，不仅为自己，也要为国际社会创造发展环境。
记：面对一层又一层的制约因素，我们该采取什么应对之策？
隆：眼下最迫切的，是要切实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再以低价产品抢市场，阻力会越来越大。人均GDP增长后，相对比较优势也要变化，出口产品背后的分工地位提升很重要。现在所讲的优化贸易结构和出口结构，增加高附加值产品，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要以质取胜，未来外经贸对以质取胜的要求会更加迫切。首先要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水平；其次是维持良好外部环境，这里涉及很多工作，如在新一轮贸易谈判中，推动建立稳定的全球贸易环境，发挥建设性作用。
记：建设性作用以往发挥得不好吗？
隆：还不够，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全球贸易体系，对中国的发展环境利大于弊应当成为共识。
过去我们老怕进口冲击国内工业，尤其国内一些生产企业最怕进口冲击。如果站得更高一点来看，答案就不一样。中国现在有竞争力，如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相当强，被国际社会视为全球制造基地，现在不是我们怕别人，而是别人怕我们。尽管个别产业竞争力较弱遭遇冲击无法避免，但国家应站在更高的高度上，不能被少数利益集团所左右。在新一轮贸易谈判中，我国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非常快。东亚本来在区域贸易安排方面非常“安静”，因为东亚经济体出口的主要市场长期以来主要在欧美。但中国入世前夕提议与东盟搞自贸区，一石激起千层浪，将韩、日激活，推动了区域贸易安排的多米诺骨牌。中国已与港澳分别实施了CEPA，与东盟开始自贸区谈判，这些安排很重要，有利于稳定周边。同时还要加强与其它经济体的自贸区安排，尤其要和资源、能源出口大国加强这种安排。如海湾产石油，澳大利亚产矿产品，这都是我们未来发展最需要的能源和资源。同时还要和重要出口市场加强合作。
记：为什么这种系统性和前瞻性都很强的思维，市场所见不多而且没形成主流？
隆：认识是需要慢慢统一的，我们今天所谈的是未来20年、50年中国崛起需要的应有战略和该做的事，与就事论事不一样，所以外经贸不是其本身的事，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所需保障的一部分。外部是全球化，内部是资源严重不足的国情、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这一切都对外经贸提出更高要求，要历史地、全面地、科学地做出判断，大方向上要保证不出偏差。
记：现在基本上是缺什么买什么，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进口战略，以及为实现进口战略而建立的整套经济外交政策。
隆：战略形成需要过程，这套战略现在处在边走边看边认识边探索阶段，但方向已经清楚。
今后对进口要更加重视。以前是从保护国内产业角度看进口，现在必须重视共赢。
中国是资源不能自我保障的国家，这就决定其必须采取开放战略，这是中国式的发展道路，中国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国际社会也需要中国，现在看这些问题自身必须更加清楚。
记：现在对这些问题声音比较多。
隆：讨论可以集思广益，但对于已经达成共识的基本判断，不应再有反复。我想从决策层到执行层，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是坚定的。
记：有专家认为在这轮外经贸战略调整中，四大战略应首先予以调整：有的应全面深化如“大经贸战略”，有的应尽快增加新内容和实施政策，如“多元化战略”、“科技兴贸战略”。对四大战略这些年的实施情况你怎么看？如果调整应增加什么内容？实施手段怎么出？
隆：四大战略提得都很好，但不同时期重点不一样。
“大经贸战略”原来是强调发展贸易要与国内发展相结合，超越了出口创汇这个狭隘概念，将外经贸放在全盘来考虑。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外经贸要服从整体发展战略；二是要不断拓展外经贸发展内容。这一战略提出前，只是强调出口、外经合作与利用外资。随着开放不断深化，该战略已远远超出这些概念：如在服务贸易领域需要进出口两方面战略；货物进口要更加关注；从利用外资到对外投资等。
“大经贸战略”涉及的内容越来越宽，要与时俱进加以调整补充。如长期以来利用外资基本都是外商在制造业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投资很少。入世后服务贸易领域大幅度对外开放，同时外商投资方式也在扩展，从新建投资扩展到并购，国外机构投资者开始进入国内资本市场。国内企业海外上市也是利用外资的一个重要方式。问题是虽有一些国内企业选择海外上市，但目的只是搞点钱。我们对企业行为及海外市场研究得还不够，如什么样的市场适合出去融资？到哪融资？怎么监管？都需要加强研究。很多新领域新问题需要纳入“大经贸战略”，如服务领域的开放、企业到海外发债券、区域贸易安排等都是新内容。要加强对这些领域的研究。进口问题也需要研究。
中国确实存在出口市场相对集中问题，“多元化战略”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制定的，希望以此克服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但美日欧全球市场份额高，出口市场集中于此也不奇怪。但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如美国与邻国贸易量大，加拿大和墨西哥出口严重依赖美国市场，这种严重依赖有时就要看美国眼色行事。中国是大国，与美国之间这么大的逆差量，隐含了多种风险和矛盾，在各种谈判场合处于不利境地，因此的确需要考虑市场多元化。但要从根本上解决中美逆差问题，短期内不可能，依然会出现进出口不平衡状况。因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东亚地区对欧美贸易不平衡：日、韩、台对中国有顺差，中国又对美有顺差，是东亚地区长期依赖欧美市场，现在却通过中美之间的逆差表现出来。
印、俄、拉美等新兴市场需大力开拓，除传统产品外，家电、通讯设备、运输工具甚至汽车等都可以出口，可满足新兴市场需求，政府应大力引导企业去做。“多元化战略”的重要性未来将不减当年，尤其在贸易环境日趋严峻的情况下。只有提高出口产品市场竞争力，“多元化战略”才能有明显成效。过去是受制于产品竞争力，“多元化”成效不显著。现在我国可提供的产品越来越丰富，有了适合不同市场、不同层次消费者的出口产品后，很多以前难以进入的市场现在就能进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产品可以轻易进入这些市场，仍需政府和企业联手奋力开拓。
“以质取胜战略”和“科技兴贸战略”，强调的都是产品结构升级，“以质取胜”更基本一些。
原来我们的出口产品质量和档次都很低，所以才强调“以质取胜”，后演化出“科技兴贸”，这两大战略现在可以并到一起。
其实现在外经贸还要担负起 “贸兴科技”任务，通过扩大开放发展贸易来促进国内科技水平提高，“贸兴科技”这个战略对外经贸要求更高。
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中的分工地位，需要“科技兴贸”来实现，但这是个互动过程，不能单方面理解。外经贸应在全新观念下，通过“科技兴贸”，最后达到增强国力的目的。
从手段上说，一要借鉴现成经验；二要遵守规则，但一定要将“科技兴贸”与补贴区别开来；三要注重知识产权保护。
记：第三个问题最头痛，引起的问题和麻烦越来越大。
隆：知识产权问题中国现处于不利地位，对未来发展制约也越来越大，如出口技术含量高的设备，涉及的知识产权就很多，传统产品专利较少。发达国家就是要利用知识产权这个工具，第一获利，第二限制我国同行业企业发展和产品出口，打击竞争对手。面对这些不利形势，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将变得对人对己同样重要。
记：这个问题有没有好的思路去解决？
隆：很困难，现在对这个问题还有点束手无策。从政府来说必须研究解决办法，因为问题绕不过去。别人除了有专利外，商业手段也很老道。海信商标在海外被西门子一个下属公司抢注，很多中国人都认为这种小人行为，怎么会发生在西门子这种有名的大企业身上，这只能说明中国企业对基本的专利竞争还不懂，加之各国法律有很大差别，中国企业要想弄懂就更难。在这种事情上政府应该有所作为，现在作为还不够大，只是重视程度提高了，但从重视变成有效行为的能力应加强。这需要人才培养，需要大批专家，需要加强对各国法律的研究。
记：这是个系统工程，应在政策调整时包括进来。
隆：日本曾讲贸易立国，知识产权立国。中国是不是也可以借鉴这个经验？全球化时代，知识产权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分工地位。
记：我国真正懂知识产权的人太少，对这个问题的正确思维也就很难形成主流。
隆：有些人总认为搞知识产权会抬高发展成本，当前将这个问题放在什么高度还需要研究，但在“科技兴贸战略”中，应加入知识产权保护内容。
记：政府虽然一直倡导“走出去战略”，但更多的还是指商品项下，对于资本大量进入海外市场不一定很提倡。但从最近商务部贸研院的一份报告中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对海外市场的战略性投资欲望正在上升，一些并购案的资金额也越来越大。政府该怎样在新一轮竞争中，对“走出去战略”做一些调整，出台一些得力措施培养自己的跨国公司？
隆：“走出去战略”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主要目标是从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但没有跨国公司的国家能是经济强国吗？
跨国公司有几层含义：谁在配置资源？谁在主导经济规则？谁是经济主体？这一切正是跨国公司。从传统看，老牌跨国公司的发韧与今天的新兴跨国公司有差别。老牌跨国公司当年的跨国经营主要为获取市场和原料，后演化为全球配置资源，强化优势，所以传统理论讲跨国公司要有所有权优势。
但在全球化形势下，新兴跨国公司并不需要完全具备所有权优势才能实现跨国经营，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能正是通过跨国经营来弥补自身不足。如华为在世界电信设备制造上是中国的骄傲，但它曾缺乏自有技术，就到诺基亚老家去搞一个研究所，雇用的工程师很多曾在诺基亚等公司效力。同时在印度成立1000多人的研究所，发挥印度软件业的长处。通过跨国经营，华为逐步形成了一定的技术优势。中石油缺资源就出去找油。新兴跨国公司不是有了很强的竞争力再出去，而是具备个别优势就出去，将原有优势与跨国经营获取的新优势相结合。如华为有制造优势，和海外研发结合起来就形成新优势。只要在全球配置资源再将其有效整合，就是新兴跨国公司。
从国家层面看，要想提升全球分工地位，必须有自己的跨国公司，而且未来外经贸形势严峻，必须依靠跨国公司寻求资源。各国现在都到中国来投资，这可以加强与投资东道国的关系，可以缓和矛盾，也是经济外交，所以“走出去战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
记：你曾在“该怎样认识外贸发展过程中的六大问题”一文中，提出中国应开始自己的跨国公司培育试点，这个试点该利用什么政策和手段去培育？
隆：我想主要是两个层面：一是便利化。就是消除制约试点企业在全球高效配置资源时体制和管理上的障碍，让资金、信息、管理人员、货物等能通畅地出入境。体制改革试点成功后，可向更大范围的企业扩展，让更多企业享受跨国经营的便利；二是集中使用我国已出台的各种扶持“走出去”的政策和资源，提高政策效能。各国对本国企业对外投资都有一些扶持政策，我国这些政策基本上符合WTO规则。
记：“走出去战略”该怎么调整？
隆：首先是对“走出去战略”给予应有重视；其次是制定对外投资战略，对具体产业和具体国别加强指导。近年来有关部门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再次是鼓励、扶持和服务；最后是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记：现在的“走出去战略”主要有什么政策？
隆：有鼓励有限制，但不系统效果差，对外投资的监督也不够，服务没跟上去，扶持力度不够大。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对政府提出期待，政府应有所作为。
记：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时，面临的贸易摩擦及政治性风险不断加大，这两大问题虽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是必然，但我们已有的一些保障和解决措施是否存在缺陷？在这个问题上，哪些政策和措施亟待出台？
隆：需要一整套政策跟上来。现在人家通过设置各种贸易壁垒对付我们很正常，13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村里崛起，会打破原有利益格局，谁都怀着惊恐的眼光看你，人家看到的是你在抢市场份额，肯定会搞一些封锁。要想不冲破封锁就得到发展机会不可能，市场就这么无情。
对中国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怎样将中国威胁论变成中国机遇论，以此赢得良好外部发展环境，包括舆论环境。如从贸易争端变成心理和舆论恐慌，什么人都开始怕你就很麻烦。如能让国际社会在思想上了解中国崛起是大家的机遇，才是成功的经济外交，但这需要多层面的工作。
为什么强调市场多元化？就是避免对单个市场冲击太多。为什么强调以质取胜？也是要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出口比中国多，为什么全球都不恐慌？就因为它那些高技术产品像软件一样，装在产品里面看不见。所以中国要想发展，还是要从终端向上游延伸，但这个延伸需要通过几大战略来完成，还要从理念上与国际社会形成互动合作实现共赢。这不是口号，是实在的事。要共赢而不是通吃天下，这就是中国一直在寻找的和平发展之路。
从罗马帝国到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以战争解决新兴国家的崛起。而我们寻求的和平发展是一条新路，通过交换实现交易双方互利，在扩大出口时也能扩大进口，这样才能逐步将摩擦变成企业间、国家间的合作，才能不在激烈的摩擦面前退出市场。
政府应用更长远眼光来构建良好外部经贸环境。如在多边贸易谈判里面推动建立更加开放的贸易体制，高举自由贸易大旗，那么谁想针对中国制造贸易壁垒，难度就会增加。区域贸易安排也更显重要，双边要去谈合作，区域协定里争取更主动更有作为。国家层面的合作，会给企业创造好的发展环境。当然还要建立预警系统。
记：这个预警系统现在有吗？
隆：有，但不完善。与此同时还要建立摩擦的反应和解决机制。如欧洲打火机案，我们的企业知道信息时已经很晚，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如当时政府能在预警系统里反应，这个问题解决起来要容易得多。
预警系统有反应有问题后，就要采取措施：一是提醒企业，加强协调，预防贸易摩擦出现；二是一旦摩擦出现，政府就要出面磋商，从双边到区域，通过多个层面去解决。今后贸易摩擦会越来越多，政府和企业必须直面它解决它。有了这套系统，政府能做的事就可以去做，剩下的就是商业层面的问题了。
记：即使有了这套系统，还要有高水平的国际竞争法专家来配套，而现在我们缺少这类专家，其次缺少专业法官，两大空缺就使企业的许多摩擦诉讼变得荒诞了。
隆：现在一些事是官员不懂，法官不懂，老板不懂，但不能长时间重复同样问题。如通过DVD这件事，可将相关知识弄懂。但要想做好这些事，政府和协会必须培养人才，这也是摩擦解决系统的内容之一，但人才培养需要漫长过程。
记：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在战略层面缺失？
隆：对一个政府来说需要完成的目标很多，分轻重缓急，会有优先目标。今天我们谈了这么多问题，有些肯定不在国家优先目标之内，所以不可能在各个层面上都得到完善。系统的建立也是个逐渐的过程，不能说入世三年了，政府怎么这些事还没做好？
记：这样看来1万亿以后中国的外经贸战略调整，重在强调以质取胜，强调落实科学发展观，无论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区域、双边层面。在新发展时期，在愈来愈复杂严峻的贸易环境面前，中国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需要一套高质量的外经贸战略及实施政策，需要一套高质量的贸易摩擦解决系统，二者缺一不可。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能否走得顺畅，关系到中国能否保持一个长时期的和平发展环境，关系到中国能否从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但要想做好这一切，外经贸战略调整应立足的视角和目标必须首先到位。
隆：说得好！今天的发展环境、发展内容都在变化，对政策的范畴和水平要求也不一样。总之外经贸战略调整要与时俱进，完善机制，直面现实，讲求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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