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若石：企业体制改革的技术动力

　　清华大学伟伦特聘教授 侯若石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28年，成绩不可否定。中国经济学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更长，成果同样不可否认。但是，在中国经济学界，有一个问题几乎无人涉及。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如何搞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一直存在争论。一派提出只有进行产权改革才能搞好国有企业。另一派认为，加强经营管理是搞好国有企 业的关键。尽管两派的观点不同，但他们都没有谈到什么是决定企业体制改革的核心因素。既然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自然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学说。邓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么，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不可回避的理论逻辑是，科学技术决定经济体制的特点。在产业革命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主导技术和主导企业体制的对应关系：第二次产业革命的主导技术是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流水线技术；主导企业体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主导技术是知识密集型的信息技术，企业体制必然要发生变化。因此，关于企业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就不能不涉及技术进步与经济体制的关系，设计企业体制改革方案必须分析改革的技术动力。

　　一、企业体制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

　　关于决定企业体制的因素，有两派不同的观点。一派是技术决定论，另一派是交易成本决定论。

　　对技术进步与经济体制之间关系的认识始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马克思对人类技术发展的研究起源于对劳动资料的认识。他在《资本论》中详尽地描述和分析了以机器形成的大工业所为代表的技术进步的作用。他说：“机器，……只有通过直接社会化的或共同的劳动才发生作用。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变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技术决定了劳动资料的特点，从而产生了不同的企业体制。他具体分析了技术进步如何使生产组织体制从工场手工业演化为工厂制度。他说：“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 “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资本，这是由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性质产生的一个规律。” 他认为，在普遍使用机器之后，“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

　　20世纪30年代以来，出现了研究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新理论——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斯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组织体制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吴敬琏说：“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企业的问题，只是在科斯提出‘交易成本假说’以后，才出现了解决问题的门径。” 新制度经济学家之间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提出，决定经济制度的不是技术，而是交易成本。他说：“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制度的主要目标和作用都在于节省交易成本。”“如果不把节省交易成本置于重要的中心地位，就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制度作出准确的评价。” 他又说：“交易成本经济学承认，技术与资产所有权都很重要；但它认为，无论这两个因素单独起作用还是共同起作用，对经济组织来说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另一派则把产权看的十分重要。张五常 认为，科斯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市场交换的先决条件是界定明确的产权。在他看来只有私有产权才能确保交易成本最小化。他说：“ 唯一没有经济浪费的竞争准则是市场价值。这种准则只有在私有产权下才可以有效运用。私有产权制度就是资本主义的骨干。”“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情况现在我们无从臆测。但可以断言，一日不实行私有产权制度，就没有可能用市场价值作为衡量准则。”

　　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体制与技术进步之间关系的理论抛在一边，极力鼓吹制度经济学。他们之所以祭起这面旗帜，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资产私有制度。对此，张五常说：“只有在私产制度下，人类才会为自利的原故设法将这些费用的比重尽量减低。这是从科斯的理论所演变出来的对国有制的最大贡献。”

　　二，技术为什么决定了企业制度

　　技术之所以能够决定企业体制的变化，是因为它具有决定企业制度的内在机理。这正是马克思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理论逻辑：第一，把劳动视为生产过程。他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电脑也有这种控制作用) 第二，决定生产过程的是劳动资料(即现在所说的资本货物)。他说：“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 “劳动过程只要稍有一点发展，就已经需要经过加工的劳动资料。” 第三，劳动资料的改进是技能和技术进步的结果。 在谈到工厂制度时，他说：“整个(生产)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 第四，劳动资料决定了企业体制的特点。马克思说：“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他举例说：“现代造纸工厂可以说是生产的连续性和应用自动与原理的范例。在纸张的生产上，我们可以详细而有益地研究以不同生产资料为基础的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以及社会生产关系同这些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提及现代股份公司，但没有分析它产生的技术因素，只谈了它是资本集中的结果。尽管他已经认识到机器的应用需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但他没有亲眼看到第二次产业革命和决定现代企业制度的技术动力。马克思提及的现代股份公司，即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所说的现代企业制度。早在17世纪，荷兰就出现了股份制企业，但却是短命的。这是为什么？答案是，17世纪，机器大生产还未诞生，因此不存在产生现代企业制度的技术基础。直到19世纪末，现代企业制度才真正发展起来。这是因为，第二次产业革命出现了造就这种制度的主导技术：生产流水线技术。从技术决定企业制度的内在机理出发，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生产过程，也就什么样的企业制度。生产流水线技术造就现代企业制度也是如此。

　　第一，同其他类型的劳动资料一样，生产流水线技术决定了生产过程的特点：产品加工制造工序实现了高度的连续性。生产流水线真正符合了马克思关于劳动资料的定义：把人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的综合体。它把原来分散的机器联结为一体化的流水线设备，实行一条龙生产。为此，它要求生产过程各阶段步调一致。零部件加工的数量与组装成品所需的数量必须互相匹配，缺少一种原材料或一个零部件，都会造成生产停顿。对生产过程的管理必须集中统一，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中断整个生产过程。因此，单个企业包揽了从设计开发、零部件加工、成品装配、一直到产品包装、营销和售后服务的生产全过程。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垂直一体化的。

　　第二，生产过程的连续性特点决定了企业体制的特点。首先，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股份制。既然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被集中在一个企业之内，就需要保持企业物质资产的整体性，即不可分割性。而且，生产流水线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单个企业的投资需要巨额资本，这不是单个投资者能负担的，因此出现了众多投资者购买企业股权的股份制企业。其次，生产的不可分性使现代企业制度需要专业管理者。对生产过程的管理需要集中统一，但企业物质资产的整体性与分散的股权形成一对矛盾，于是采用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办法。正如美国经济学家钱德勒所指出的：“因为新的大量生产工业成了资本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工业，它引起了固定成本的增加和充分利用其机器、工厂和管理人员的迫切需要。这样一来，也就对老板和经理形成一股压力，要求他们控制自己的原料和半成品的供应，并接管自己产品的营销和零售。资本-劳动比率与经理-劳动比率的变化，也产生了一股压力，要求把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的作业结合在一家企业之内。” “它含有一些不同的经营单位并由专职、领薪的高级经理组成的等级制管理班子。“它不只有生产职能，也是一个‘管理机构’。它管理着执行不同职能以及执行商务和研究职能的单位。”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从交易成本决定论出发，提出要建立以股份制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然而，从技术决定论出发，生产流水线技术造就了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特点是生产过程的垂直一体化，而不是基于产权的股份制。基于这个认识，要提出的问题是，随着技术不断进步，现代企业制度的命运如何？

　　三、现代企业制度面临信息技术的挑战

　　在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进程中，人类从资本密集型技术时代进入知识密集型技术时代，机械技术的主导地位被信息技术代替，它包括数字化技术和模块化技术。如同过去出现过的技术一样，信息同样能够创造新型劳动资料(如电脑)；也将改造生产过程，从而导致企业制度的变化。既然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特点是生产过程的垂直一体化，信息技术对现代企业制度提出的挑战首先体现在垂直一体化的生产过程被分解。

　　数字化生产技术具有可分解的特点。

　　数字化技术是一种内容技术，它以简单的数字符号表达，用0和1的转换表达内容复杂的信息，符合人脑的基本思维逻辑。在应用中，它使用了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因素分解法。例如，在处理声音时，把1秒钟的音响分解为44100个信号，在把每个信号分成大约65000个小段来记录，把音程、节奏和音色等多重信息还原为一维的音量单位。数字化技术“天生”就具有分解的特性，这就为利用数字化技术分解垂直一体化企业埋下了伏笔。

　　数字化技术还是一种控制技术，信息发挥了对行为的操纵和控制作用，它是一种有智能的工具，被称为思维工具。信息存储和处理也是0和1的转换。随着芯片技术的发展，电脑的指令由数字化信息本身进行处理，起到思维功能的软件诞生了。于是，数字化技术的设备由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组成。这表明，数字化产品及其生产过程的物质部分和思维部分是能够分开的。数字化技术的分解天性再次表现出来。

　　数字化技术的设备，特别的软件可以植入物质产品，发挥对产品的控制功能。数控机车和汽车的安全气囊都是这方面的例证。既然可以很容易的植入，也就很容易拔出。这说明数字化技术可以进一步分解物质产品及其生产过程，这是它具有分解天性的深度体现。

　　产品被分解之后需要连接。0和1的转换演变为互联网通讯过程，也被抽象为“开”与“关”的简单动作。电脑作为硬件与通讯协议作为软件的结合，实现了全球众多电脑的互联互通性，不但实现了信息适时共享，也连接了分散性的信息处理行为。异地的设计者利用互联网把图纸传送到生产地点，把设计信息直接输入数控机床，便可制造出符合新的设计要求的新产品。这是数字化技术具有分解天性的广度体现。

　　数字化技术改变了信息的存储、传输和处理方式，也改变了生产者之间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互联网的连接功能为设计任务分解以及设计与生产分解提供了方便条件。硬件制造和软件制作可以由不同的生产者平行进行；硬件的不同部件可以进一步细分到不同的生产者；软件开发同样可以由众多程序设计人员分散操作。数字化技术使消费者成为生产者。例如，电视台征集观众的DV作品。又如，电脑的使用者不但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向生产者提出独特的硬件和软件的构成要求，也可以自己组装电脑整机。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参与产品的生产过程。这表明，产品及其生产过程是可分解的，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可以平行和分散地进行。

　　模块化技术分解了生产过程。

　　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模块化技术异军突起。它作为新型劳动资料对生产过程的渗透，瓦解了以资本密集型为特征的生产流水线技术的主导地位。美国经济学家吉姆.克拉克和鲍德温教授指出：‘模块’“是指在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呈现出来的用于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新的方法。‘模块化’方法指的是通过每个可以独立设计的，并且能够发挥整体作用的更小的子系统来构筑复杂的产品或生产过程。” 模块化方法实际上是重新组织产品结构和产品生产的方法，从而改造了生产过程。

　　模块化技术首先应用于信息产品的结构设计。20世纪60年代，IBM公司在电脑设计中采用了模块化分解和模块化集中的方法。由设计主持人确定模块化系统设计的原则。他们先把电脑整机分解成主板、处理器、磁盘驱动器、电源等功能相对单一的模块；然后确定连接这些模块的界面(接口)。具体的模块设计分散在不同的设计小组。为了解决信息量过大带来的难题，设计过程使用了“信息隐藏规则”。具体办法是把每个模块的具体的信息保留在设计团队，即隐藏在单个模块设计团队的内部。在确保界面的可连接性的原则下，允许和鼓励设计人员在遵循界面一致规则的条件下自由发挥对模块内部的设计，因此每个模块都是设计者自己独立创新的成果。正是由于采用了这种分权化的设计原则，才使产品模块不同于产品组件，它自成为一个子系统，可以单独开发，也可以灵活改变。

　　模块化技术是数字化技术可分解性的具体应用。在它的支配下，产品是分开设计的，加工制造就可以分开进行。首先，模块的独立性使不同模块的加工制造可以平行地进行。其次，设计开发与加工制造可以分开进行。吉姆.克拉克和鲍德温教授指出：“制造复杂的产品时，将制造过程分解为模块或小单位通常是很容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某种零部件的工学设计(尺寸、强度等)信息在制造系统中是非常明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一个复杂的过程让多个工厂分担，把业务委托给外部的供应商来做。” 因此，模块化技术的分解功能动摇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技术基础。

　　四、企业体制将出现新变化

　　企业体制不是一成不变的。20世纪后期，以电子信息技术和模块化技术日益普及为标志，资本密集型技术主导的生产过程让位于知识密集型技术主导的生产过程。以外包生产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价值链应运而生。有西方经济学家称，它可能代替以垂直一体化生产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

　　数字化技术和模块化技术提供了分解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的现实性，也为这种分解提供了动力。单个企业的生产过程被分解之后，多个企业之间的合作需要协调。模块化技术的系统设计原则和界面标准简化了不同生产过程之间的信息交流，使企业之间的合作更容易协调。数字化技术和模块化技术分解垂直一体化企业首先应用于电脑生产之中。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行为，如产品开发和加工制造，延伸到其他企业；单个企业的生产过程，即价值链的不同环节被分解到若干不同的企业，形成了企业之间的价值链。过去，单个企业囊括价值链的所有环节；现在，一个企业只承担被分解的价值链的某个或某些环节。20世纪80年代，IBM逐渐失去了在电脑业的垄断地位。到1996年，没有一家电脑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超过15%。没有一家企业囊括所有的生产过程，电脑业的外包生产开始推广到其他产业。

　　把加工制造业务外包给其他企业。大型汽车企业把零部件包给不同的供应商生产，自己专注于技术开发和整车装配。名牌电子企业把零部件设计和产品加工制造包给供应商，自己从事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成为“虚拟企业”。在服装业和鞋业，世界著名的品牌生产商把加工生产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大型连锁零售商，不仅从事零售业，而且组织分布在全球范围的众多供应商的加工制造业务。

　　把企业的非加工业务外包给其他企业。例如，把人事管理外包给人才管理公司；把会计和审计业务外包给财务公司；把产品开发和设计外包给技术公司；利用租赁方式把设备投资外包给设备租赁公司。例如，通用汽车公司把人事业务外包给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租赁通用电气公司的飞机。

　　原来由一个企业完成生产经营的所有功能，现在由多个企业来完成，一个产品的生产经营不再局限在一个企业之内。它被推广到世界范围，形成了全球生产价值链，包揽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的垂直一体化企业的界限因此被打破。

　　第一，打破了现代企业制度产权的不可分性。参与的企业相互涉足对方的生产经营活动，但不拥有对方的资产所有权。因此，生产经营不再局限于对产权的控制。组织管理的基础是各自生产经营能力的互补，并不涉及资产所有权。现代公司制度治理的委托-代理关系变为全球生产价值链的共同参与关系；单个企业的等级制结构向扁平结构转化。

　　第二，限制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功利性。利润虽然是每个参与企业谋求的目标，但不能成为整个生产价值链治理的唯一目标，企业之间合作的目标是共同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或服务。衡量合作业绩的标准是产品的性能和质量、交货期、市场占有率和消费者满意度等非财务指标。

　　第三，突破了现代企业制度经营目标的短期性。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实现共同生产产品的目标需要长期稳定的市场。企业之间频繁变换合作对象，将要冒失去市场的风险。能力互补要求企业之间不断交流技术和信息。企业之间的合作是连续的，要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现代企业制度面临新技术挑战的事实再次告诉我们，技术进步是企业体制改革的动力。

　　五、应不应该对现代企业制度理论提出质疑

　　数字化技术和模块化技术的应用尚处于幼稚阶段，以外包生产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价值链出现不过10多年。从技术进步与经济体制的关系出发，研究企业体制的新变化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第一，如何认识产权改革在企业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数字化技术代替机械技术的主导地位，模块化技术取代流水线技术的主导地位，表明知识代替物质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生产中的物质部分与思维部分可以分开，物质产权与知识产权也可以分开；物质产权在企业的地位将不断下降。而且，外包生产使从事加工制造业务的企业成为“虚拟企业”，它们不必拥有加工制造部分的物质产权，而同样能够掌管产品生产全过程。那么，应不应该过分强调物质产权在企业体制改革中的决定性作用？一位日本经济学家提出：“将思维层面与物质层面分开是数字化革命的重要结果。这给经济体制带来了巨大影响。现代法认为产权的转让是通过物质资产的转移来实现的。但即使不通过物质媒介，我们也可以传递数字化信息。反过来说，传递了信息也不等于转让了产权。那么，以产权为前提的财产的可转让性变得不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且，“信息数字化之后，信息可以被自由复制和加工，这样你就无法通过控制物理媒介来独占未来的财务收入。”

　　第二，改革企业体制要不要考虑生产过程的特点？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管理体制改革和治理结构改革应不应该成为企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根据技术决定企业制度的内在机理，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生产过程，也就什么样的企业制度。数字化技术革新生产过程，体现在人的操纵和控制生产的行为变化上。 产品制造由人的操作演进到由数字化技术操纵，产品过程由人的管理演变为由数字化技术控制，产品的设计和生产任务是可以由数字化技术自行分配的，管理软件就起到这个作用。采用模块化技术之后，对最终产品生产全过程的管理分散到对它的部件生产过程管理，生产过程的治理特点发生了变化。现代企业制度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的等级式管理模式，即法人治理结构，是不是面临被改造的命运？

　　第三，垂直一体化生产过程被分解之后，会不会出现新的企业治理手段？现代企业制度以产权为核心进行治理。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不同企业的不同生产阶段需要相互衔接，于是出现了治理生产过程的技术标准(如ISO9000)，还出现了治理生产过程的劳动力标准和环境标准。它们被统称为社会标准。企业能否执行社会标准事关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生产商为了保护自己在市场的地位和信誉，要求供应商执行这些标准。否则，就要被取消生产定单，从而被驱除出世界市场。无论是生产商还是供应商，加强生产过程的协调，是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在经济动力。针对这个变化，应不应该对对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理论提出质疑？

　　对这些问题，需要深入的研究。无论如何，面对新技术主导的企业体制变化，不能视而不见；面对以外包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价值链，不能无所作为。我们不否认产权制度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对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企业发展还不能超越现代企业制度。但是，不能允许以交易成本学说解释企业体制的经济学家把企业体制改革政治化。他们一方面主张实行私有制，另一方面又公开地说私有产权制度是资本主义的骨干。令人担忧的是，他们的观点在中国影响非同小可。连张五常都说：“在中国，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这种影响是没有问题的，产权和交易成本的观点占据了北京经济讲坛的主要阵地。” 面对他们的挑战，我们应该顺应企业体制改革的历史趋势，恢复企业体制改革的经济学面貌，牢记马克主义的基本原理：技术进步才是企业体制改革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