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暴露问题是银行海外上市清脏必然过程

　　新浪编者按：近期，国内金融大案要案频发，从南方证券被接管到汉唐证券被清算，从广东南海市冯明昌74亿骗贷案到中行高山十亿票据诈骗案，触目惊心；另一方面，自今年已来已发生九家公司十起高管潜逃案，上市公司高管出事比比皆是。这种种现象，暴露出我国资本市场什么样的问题？面对这些痼疾，管理层变革的方向是什么？资本市场会就此停滞还是因此而得到完善发展？适逢著名华人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先生因公归国，新浪财经请陈教授就此发表看法，并据此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陈志武/文

　　近期金融大案很多，这类事情出来一点都不奇怪。在目前企业尤其是银行的内控机制和外控机制都非常欠缺的情况下，发生这种事，是任何普通人都想像得到的。中国银行等事件引出来的疑问有两点，一是要否上市，二是最近两年国务院、银监会、央行等等采取推动商业银行海外上市的措施是否该停下来，还是继续。

　　我个人认为，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到海外上市是一种“清脏”的过程，这和“洗脏”是两码事。原来大量在国内上市的公司，通过种种手段包装后上市圈钱，脏东西只是被掩盖起来了，或者是从一个地方被冲洗到另一个地方，但“脏”还附着在国有公司之内，并没有从整个体制内“清”掉。而通过海外上市的准备期以及在海外上市之后，借用海外市场成熟而完善的监管制度和透明公开的信息披露制度“清脏”，逼着他们把问题给透明曝光出来，是把脏东西清理出来，不再是把脏东西从一个地方冲洗到另一个地方。

　　近期金融大案频发，而这些问题都是存在多年的，直到现在才爆发或者说被发现，很可能跟这些国有商业银行为海外上市进行的重组过程中审计的规范、透明有关。因此，尽管问题本身很严重，但另一方面，这些事件恰恰说明不能停止海外上市，而更应该继续走通过海外上市改革之路。

　　银行业下一步怎么办？毫无疑问，中国包括银行业、证券业在内的整个金融业的外控机制都要加强。

　　海外资本市场所形成的纪律、监督力和要求透明的审计、披露过程，对过去习惯了组织管理和行政任命的商业银行来说，是从没有过的事。通过外部的监督来改正，从这些被曝光的案件来看，银行海外上市虽然还没有发生，但其“清脏”的效果已经见到了。所以不仅不能停，还要进一步往前。

　　同资本市场上的法律法规与行政监督相比，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控制机制就是新闻媒体。用资本市场的行话来说，新闻媒体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风险控制机制”。如果能让新闻媒体放开去调查国有商业银行、国有企业及其他种种上市公司方方面面的问题，就有可能使很多问题在萌芽状态中就暴光，使它们不至于恶化到像后来的高山案这样，或者酝踉成金融危机。

　　香港、台湾、新加坡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受影响较小，原因之一是他们的新闻媒体对阴暗面在那之前就曝光得比较多。一方面，一旦问题暴露出来就自然要面临更改压力，另一方面其他从业人员也会以此为鉴。

　　新闻媒体如果不进一步放开的话，银行得不到真正本质上的改变。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开放的新闻媒体是最重要的金融风险控制工具，其重要程度远甚于期货等金融衍生品。

　　从内控机制来说，过去几年业内很多人讨论银行改革，以为只要设立董事会，建立公司治理架构，就能得到改善。但从这些国有商业银行发生的问题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外部的监控机制，再漂亮的内控机制架构也是没有用的，那些机制就只是停留在纸上，徒具其形而不得其神。

　　一个企业要控制风险，内外缺一不可。

　　过去二十几年来，在中国几乎所有其他行业里，都是走着一条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来促进发展的道路，现在国有商业银行也势必要这样做。只有通过海外上市，让国有商业银行更加熟悉国际市场的规则，为真正商业化提供压力。

　　这几年国务院、央行、银监会改变银行业的努力方向是非常对的。因为任何行业和机构，从内部产生改革动力，改变利益结构是很难的，往往需要有来自外部的压力。当然外部压力包括民间金融机构、股份制银行和民营银行的竞争压力等很多方面，不等于是外国压力。但是，海外上市是一种最直接引进国际商业惯例的途径，让中国银行业的改进速度加快。

　　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呼声已有经年，原来很多人希望把国有商业银行从行政主导转变为以公司运作主导的商业银行，但这些金融案件本身就说明，到目前的改制只是名字后加了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而已，股份制改造并不彻底。比如据我所知，这些国有商业银行内部还是以行政级别界定权力和待遇，这样做，贻害无穷。

　　平心而论，海外上市也好，改制也好，在短期内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期望值不能太高。这些银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累积下来的问题不会这么快就消失。

　　然而中国经济发展所自然生成的资本和资金需求不会因此而消失，因此应该让民营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来参与竞争。这是最关键的帮助中国银行业与国际接轨的方式。没有这些非国营的竞争，国有银行的压力之缺可想而知。

　　金融大案频发，会否推迟中国公司的海外上市计划？

　　客观上来讲，很多本来要投资中国公司股票的人，本来早就知道这类公司的“中国特色”情况，这类事件对他们没有影响。但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些游离不定的边际投资者就会受到影响。关键要看中国政府怎样处理这件事，如果政府打击腐败的决心够大，程序公开而透明，反而可以给国际市场更多的信心。

　　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健康不在于它有没有问题，而更在于它有无纠错机制。现在离上市日程很近，如果中国政府处理得坚决而公开，这里关键是程序化和处理过程的透明化，就可让外部投资者足够地放心。

　　中国国情虽特殊，但我们从国际上、从历史上仍然可以寻找到间接的经验。

　　有一个问题，我们研究经济史的人经常会问，为什么证券业在英国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末期间这么发达，而其他国家没有发展起来？

　　英国当时已经大规模地介入了海洋贸易。由此产生了很高的资本需求和分担风险的要求。但经济本身产生的这两项条件还不够导致金融证券的必然发展。最重要的是政府是否有足够的可信度和透明度。

　　这从十八世纪英法两国的区别就能看出来。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使得英国国王的王权受到了非常大的约束，很多权力被收归议会，包括发国债和增加税收都必须要由议会批准。这给欧洲当时的投资者带来了很大的信心。因为英国议会的决策过程是非常透明的，这和法国的国王头脑一发热就赖账、就乱发债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法国政府在十七至十八世纪还有过几次赖债的不良记录。英国政府的决策程序化和透明化让投资者能够对未来形成可靠的预期，因此更有信任，但法国不受制约的皇权使当时的投资者无法对未来放心，因此长期类证券的发展就很难。

　　正是由海洋贸易自身发展产生的资本需求和分担风险的要求这种经济条件，加上当时英国炯然不同于法国政府的信用度，推动了英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诞生了很好的证券市场架构，这也为1780年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也为英国最后战胜法国奠定了决定性的金融优势。

　　中国现在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本需求和分担风险的需求也很高，这给中国的金融资本市场带来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但是否能够利用这一机遇，很大程度上决取于政府提供的架构是否能受到制约，银行的决策是否透明，公司与银行违规行为的纠错机制是否可靠、是否透明，新闻媒体是否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