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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蛹咬破蚕茧变成了蛾，那么虽然蛹没有了，但它是新生。如果是蛹胎死腹中，那么就死得灰飞烟灭。”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史晋川教授谈——
所有以地域为名的商帮都不是市场经济的东西。商帮最大的特征是由地缘、血缘、亲缘来维系的封闭的群体。
晋商、徽商是封建社会末期及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型时的产物。而浙商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的历史代表。计划经济向初级市场经济过渡期，是浙商崛起的时期；而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期，又可能是浙商的消亡期。
为什么历史上会出现晋商、徽商？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开始萌芽，商品开始出现。而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是重本抑末的，而在社会阶层排序“士、农、工、商”中也是抑“商”的。对于商人，国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所以，商人之间必须以“地缘、血缘、亲缘”三缘为纽带，形成封闭的商人群体，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严格来讲，这种商帮交易本质是人格化的交易。
浙江商帮的出现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计划经济年代的法律是较“左”的，是可以剥夺私有财产进行公有制改造的。没有任何法律保护生产性、经营性的私有财产。在计划经济末期、改革开放初期，出外弹棉花、鸡毛换糖的浙商也是被看作“奸商”、“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尾巴”，没有任何法律保护。他们一方面受老百姓的歧视，另一方面还受到政策的打击压制。所以他们只有靠自然原有的纽带来维系，演变成所谓的“温州商人”、“宁波帮”等浙江商帮。这也是一种人格化交易。
温州炒房团就是商帮的一个缩影，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窜谋垄断。当然，温州人的民间资金不是扶贫基金，去追逐利润都是正常的。如果1000个温州人去广州炒房，他们是分散的、独立地进行投资决策，就不会形成操控市场的力量。如果这样，他们就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而不是市场价格的制定者。而如果是因“地缘、血缘、亲缘”为纽带维系的炒房团，到一个地方操纵了市场价格，就是窜谋垄断，就应该打击。
随着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法律越来越健全，个体私营经济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保护，人们对商人的观念也已改变。摆在浙商面前的问题是，怎么把基于人格化的交易方式转化为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现代市场经济交易方式？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浙商就成了“新浙商”；如果不能，那么浙商就难逃传统商帮的命运。
除了交易方式的转变，还要判别一个商帮在相互竞争过程中，是基于现代法律基础上的竞争，还是通过官商结合以侵害他人利益为基础的恶性竞争？历史上的商帮都是依靠政府进行竞争的，而不是要求政府公平界定，保护产权的。摆在浙商面前的问题是，政府能不能建立在现代法律制度基础上的交易，公平界定产权，一视同仁地保护产权？
浙江商帮应该怎么办？企业组织方式、管理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组织方式、管理方式转变。交易方式从传统人格化交易方式向现代非人格化交易方式转换。劳动密集型向高新技术改造，从传统产业走向现代产业。而从传统人格化交易方式向现代非人格化交易方式转换最为重要，没有这一点，那么就不可能大规模地引进新的要素与资本。我认为，等到第一代浙商大规模地向第二代交接班时，是个最好的契机。
(何晓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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