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诚：中国的企业改革理论应该引入政治变量

　　因不良社会政治因素受到忽视而纷纷“崛起”的一大批“国企改革家”的出现，往往使中国企业改革的结果事与愿违

　　文/王 诚

　　在企业改革的实践面前，理论家的理论总是滞后的。我比较欣赏一个观点：“没有坏 的现实，只有坏的理论。”现在我们不论是研究企业家理论，还是企业理论，往往是按照规范经济学的设定，说企业家需要怎样一个运营环境，说企业家的供给机制、需求机制应该怎样。即，企业家需要一个“正常”的环境，然后在这个环境里面产生出“正常”的行为。好像我们的理论是好的，但现实是坏的。

　　实际上，这种思维模式从理论上来看是有问题的。我们有这么些好的理论，但为什么那些优秀的企业家还是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为什么我们的国有企业改了这么多年，还是问题一大堆？关键就在于我们的理论没有提供如何从不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家和企业制度，向市场经济体制下应该建立的企业家和企业制度转变的有效机制。导致这样的“理论真空”的很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把中国的经济研究和中国的政治研究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不考虑“例外”是很大的缺陷

　　周其仁教授谈到，他主张的企业家理论不会考虑一个例外，就是企业家觉悟很高的情况。我也注意到这些天各大媒体在主要的时间段都在谈论如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问题。实际上现在我们整个政治理论的取向就是要在这个“例外”上进行突破。我们是做经济理论研究的，似乎可以不去考虑这种政治取向，但这恰恰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生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表现在：一、在原有计划经济领导人的设计下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母体中诞生；二、市场经济出现后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原有的政治领导；三、强调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四、市场经济运行所依托的社会交往方式是具有强烈儒家文化色彩的重等级、重尊卑、重交情、官本位的交往方式等。所以，人们普遍注意到，中国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不但要受到通常的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强烈影响。但是，在我们的理论中，特别是企业改革理论和企业家理论中，尚未见到将政治因素的分析系统性地引入经济分析体系。因此，如果我们在企业体制、企业运行和企业家形成的分析中，像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那样，仅关注那些企业考虑和制约企业的经济变量，而忽视企业不得不考虑和承受的政治变量，我们的理论分析结果及其有效性很可能就要大打折扣。

　　好的理论应该能破解经济现实的“死局”

　　关于企业理论分析中经济变量和政治变量的相关性问题，可以分几个层次。

　　首先，从理论分析的任务看。经济理论分析和经济政策分析往往不是直接相关的，如果说前者涉及原理和原则的探讨，后者则涉及相机抉择的操作中一定历史制约条件的探讨。我们需要看到，在逻辑推演上很完备的“好理论”是一回事，在经济现实生活中能够运用的“适用理论”有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大多数理论家满足于一种远离现实的理论研究，甚至认为经济理论为了走科学化和规范化道路，就必须采取这种远离现实的抽象研究方式；而有一类经济学家提出经济理论科学与其它科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与人类的经济生活和经济行为的密切联系，从而特别强调经济理论对于经济现实的指导作用。经济理论的最终任务，是要把看似“坏现实”的一盘死棋走活。如果我们像西方主流经济学那样，在理论模型中把政治因素假定为不存在，不发生影响，或者影响是外生的，那么，我们的经济理论就没有资格指责经济现实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更没有理由要求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按照我们这样的经济理论去做。这一方法论，对于那些无法面对经济现实的“死局”，而又自我陶醉和沾沾自喜的“理论大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为经济理论分析提出了新的任务。

　　中国企业改革理论“误区”

　　其次，从企业理论和企业家理论来看。由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一个在简单市场力量作用中实现均衡和在自由放任环境中实现和谐发展的市场经济提供了最完美的解释，市场经济国家通常也就乐于以新古典理论来证明自己的经济体制的合理性。所以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受到各种“异端”观点的攻击，但仍然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学和经济理论的主流。然而，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中，无法解释企业和企业家的存在。在新古典的局部均衡理论体系中，企业家存在的理由仅仅是市场中对于“管理劳动”的需要，同样找不到企业本身存在的理由。在完全竞争的最优状态中，没有企业创新利润的地位。

　　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的概念来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以产权概念解释企业运行的原因，以委托人-代理人概念解释企业家的功能，从而突破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研究框架，从市场经济制度形成过程的角度，提供了关于企业理论的解释。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地位仍然是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补充。不仅如此，企业的本质──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即商业创新的承载者，仍然受到忽视。从中外历史上看，在制约企业创新函数的各种自变量中，不仅包括资源稀缺、技术进步、消费需求、资本供给等经济因素，而且更重要地包括法治环境、法律健全、政府定位、市场监管、产权保护、社会文化、心理倾向等社会政治因素。在简单均衡分析中，面对成本约束函数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次性生产的“厂商”，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因为这种“厂商”没有丝毫创新行为。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企业改革理论，不是把企业当成具有创新动力和核心竞争力的真正市场主体，而是把企业培养成简单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因不良社会政治因素受到忽视而纷纷“崛起”的一批“国企改革家”的出现，往往使中国的企业改革结果事与愿违。同时，也涣散了有创新之心的真正企业家队伍的凝聚力。

　　如何将政治因素引入理论模型

　　其三，从方法论上来看，如何着手来分析经济模型中的政治因素呢？这方面可以借鉴“内生增长理论”的方法。在内生增长理论形成之前，西方传统增长理论认为增长的函数决定于资本、劳动和土地等实物因素，而知识和技术等无形因素被认为是外生决定，即由经济分析体系外部的因素所决定。因此，就技术因素而言，传统增长理论是一种“外生增长理论”。罗默等西方经济学家在模型中引入了技术知识因素，认为技术因素不仅影响了经济增长，而且技术本身也可以被一定量的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所决定。因此，技术因素就不再是外生的或外部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体系内部的实物生产要素所决定。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通过把技术知识这个影响增长的重大因素引入模型，大大提高了增长理论的现实性，缩小了西方增长经济学与西方经济现实之间的鸿沟。

　　所以，同样为了使中国的企业家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更加贴近中国的现实，我们就需要努力而仔细地将社会政治因素引入我们的理论模型。可以考虑的理论工作步骤有这样一些：第一，将企业改革目标的确定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转移到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基础之上。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借鉴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第二，在大量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分清影响企业改革、企业运行和企业家行为的不同类型的社会政治因素，对于这些社会政治因素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从中筛选出具有典型意义从而可以用于模型分析的政治变量。第三，将不同政治变量引入企业改革目标分析函数，考虑其可能具备的分析可行性。第四，对于各个政治变量影响企业改革目标函数的后果进行系统性分析，从而确定各个政治变量在一定值域可能造成的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第五，综合企业改革函数中社会政治变量、经济变量以及其他变量的各种现实和可能的影响，提出在一定改革目标和社会可承受最大成本前提下的最佳改革目标实现方案。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