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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中央下令各级政府全面暂停“农用地转用审批；新批的县改市(区)和乡改镇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改；和涉及基本农田保护区调整的各类规划修改农业用地向房地产开发商转让”，这是防止经济过热的急刹车。
半年的土地审批禁令对放缓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有效果的，但这种“断然措施”合适与否以及负面效应有多大也颇值得斟酌，例如，高速公路、铁路以及其他诸多合理的基
础设施建设的“增量部分”都将因此断掉半年。
另外，过去一年多来，全国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普遍上涨，很大程度就是各界基于“土地资源极其有限”这一想象，虽然房产开发有1年半到2年左右的周期，但从今年4月份开始的土地供应急剧紧缩无疑加剧了这种想象和预期，房价因此不但没有随着宏观调控而回落，反而出现普遍的逆向飚升。9、10月份以来，世界普遍认为中国出现了“房地产泡沫”，一些“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 甚至预言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将在未来几个月内破灭。
于是，解除4月份的“一刀切”急刹车禁令似成顺理成章。10月末，《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将从11月1日起取消4月份禁止征用农田用作商业项目的禁令。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10月下旬政府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10月28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温家宝总理为此做重要讲话。显而易见，政府用心良苦，并希望至少达到两点：第一，防止“三个暂停”结束(国土资源部网站语)之后出现“批地”大幅反弹，(不反弹是不可能的)，防止半年多来宏观调控工作难得的成绩遭到破坏；第二，允许合理征地，同时实现房地产市场软着陆，避免真的发生“房价泡沫”继续增大并最后突然爆裂，而对中国短期经济造成巨大伤害。因此，新出台的《决定》虽然有25条之多，“严格管理”的言辞也依旧强硬，但毫无疑问，相对4月份的“一刀切禁令”而言，农地转用审批的闸门确实已经再次打开。
实际上，4月份的“一刀切急刹车”以及现在为“解禁”而配套的《决定》，都牵涉到我国土地制度领域一系列急待解决的深层问题。例如，根据我国现行法规，农地的所有权归属于集体，但集体不是一个虚幻的组织，它实质是由村民构成的集合，因此，虽然我国当前法规否认农地所有权归任何私人所有，但在事实上它属于当地村民(集体)所有，并且我国法规也保障并且必须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和使用权——如果要剥夺这种权利必须加以补偿。因此，综合看来，农民对农地事实上的权益在名义上却并不足够清晰。此外，由于政府对村委会事实上的巨大支配力，我国农民事实上便拥有一种奇特的“软的”土地使用权。在农地征用过程中，最大的问题也往往出在这里。正因为这个权利是“软的”，地方政府常常利用它们对村委会特殊的支配能力以及与村民讨价还价的主导优势，批地冲动强烈，“权力不用，过期作废”，于是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并将其转手给地产开发商，或用于“招商引资”，从中受惠，多方受惠。农地这个“软的”、无充分法治保障的权利大蛋糕，于是也往往成为寻租、腐败者们异常热衷的目标。农民的利益因此也常常受到侵害。
当前，“失地农民”已经成为一个引起各界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但农地征用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农民失地”，而在于“农民怎样失地”，以及农民的权益(包括持续发展权)是否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从长远来说，中国的农民问题，最终主要还是得通过“非农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来解决。
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其正当权益必须得到法治和公权的有力保障，这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以人为本”以及“执政为民”等诸多新执政理念应有之内容。关于如何保护农民对土地的权益，以及避免难以抑制的“批地冲动”和由此而生的寻租腐败，华人经济学家中的骄傲——英年早逝的杨小凯先生一直力主明晰农民对农地永久的、可自主转让和交易的使用权，以后的一切问题则通过自愿平等的缔约交易来解决。这是重大的问题。它急待经济学家、法学家以及一般社会公众和政府充分研究和讨论。在改革进程中，一切现实的(或潜在的)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应当及时得到检验和审视，并不断得到改进和优化，因为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任何一种完美无缺且一劳永逸的制度、法规或政策。
(李健，北京大学金融学博士，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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