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专家迟福林：改革--科学发展观的关键

　　-本报首席记者 仲伟志 北京报道

　　一个时期以来，围绕改革走向这一问题出现了一些争论。在争论的背后，隐含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投资者与中央银行以及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在某些方面的博弈。面对种种表达，不同心态的观察带来了不同的判断。

　　迟福林，“转轨专家”，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执行院长——他在1990年前后担任海南省体改委主任——在那些一直为改革辩护的学者当中，他有着直截了当的态度，一直为人所注目。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评价2004年的改革？

　　迟福林：2004年的亮点，是以税费改革为重点的农村改革。它不仅对农村经济，而且对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宏观调控的阶段性成果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从目前情况估计，我们完全有可能提前完成城乡税费改革，给农民一个良好的预期。

　　经济观察报：没有人会低估农村改革的重要性，在2004年，农村领域之外的改革，应该怎么看？

　　迟福林：从2004年的宏观调控实践看，经济生活中某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明显地同改革相联系，并集中地反映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存在的缺陷。由此可以判断，造成经济生活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就是改革的滞后。

　　经济观察报：你说的“改革的滞后”，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迟福林：比如，盲目投资和低成本扩张的根源在于投资体制改革的滞后；土地市场混乱的根源在于土地制度改革与土地市场发育的滞后；信贷问题在于国企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电力短缺在于垄断行业改革的滞后；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衡，则反映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滞后。

　　经济观察报：但是，过去25年的实践证明，政府主导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迟福林：问题在于到了今天，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已是难以持续的发展方式，积累了相当多的矛盾，积累了不少的经济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当下，政府对土地、资金等重要生产要素具有相当大的支配权，依然扮演了投资主体的角色。2002年，中央财政支出中有36.7％仍然投资于竞争性行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虽然有了很大进展，但有些重要的行政审批权，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

　　经济观察报：深化改革的客观基础已经形成了？

　　迟福林：问题与矛盾的凸现，就是改革的客观基础。在我看来，我国的基础性改革有了重大的进展，市场主体地位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的基本格局已初步形成。但是，在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方面还远没破题——这涉及到宏观经济改革与微观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等方面。

　　无论是从社会的底线看，还是从政府的现状看，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都已“非改不可”。长期以来，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逐步扩大，而政府的公共服务又在某些方面缺失，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已成为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经济观察报：但是由于出现问题与矛盾，很多人对改革有了不同的判断。也有人认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改革的问题，不是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问题，而是发展的问题，需要在长期的发展中去解决。

　　迟福林：应该重估改革，而不能否定改革。有人提出，市场化改革造成了两极分化，造成了腐败。我认为，社会公平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腐败问题，尽管是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产生的，但它不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改革不到位才是主要原因。

　　例如，90年代初期我们就提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后，又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但又没有采取更多实际有效的措施，这是引起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很多社会问题的产生，与社会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相关。而腐败问题，也同干部制度改革不到位有着直接的联系。

　　我们更不能把政府改革与发展经济对立起来。从国际经验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既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本质内容，也是提高一国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条件。从我国的情况看，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迫切要求政府把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能，在继续加大经济性公共服务的同时，要明显地提高社会性公共服务的比重。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发展是主要矛盾。问题在于，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都面临着许多体制性障碍，所以，不加快政府改革，整个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就缺少了制度保障。通过经济增长来缓和、消化和解决经济生活和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会加大矛盾和问题的严重性。

　　经济观察报：有人说，目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比较突出，加快改革，反而会影响社会稳定，有可能为捉一只鸟而毁掉整个森林。

　　迟福林：并非如此。从现实情况看，社会矛盾和社会稳定问题，大都同改革不到位直接相关。就拿农村来说，一部分矛盾同土地制度改革不到位直接相关联。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是物权而不是债权。

　　经济观察报：但是一说到政府的公共服务，中央和地方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就往往各说各话。由于财权上移，事权下放，基层在负担公共成本的时候，就可能不情愿。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迟福林：要加大公共服务支出在中央财政总支出中的总量与比例，特别是要逐年加大社会性公共服务的比重。1998年以来，中央财政在公益性投资方面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左右，1998年为11.94％，2002年为15.99％。与此同时，在竞争性行业投资每年约下降一个百分点，2002年为36.7％，1998年为40.54％。但这还不够，要抓紧研究和界定中央与地方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财权、事权，为实行有效的转移支付和强化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提供依据和基础。

　　经济观察报：就是说，只有继续改革，才是实现社会稳定、化解结构矛盾的基本保障。

　　迟福林：是。从根本上说，改革是为了调整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多数人在改革中不断获益。要妥善地、全面地调整利益关系——这包括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要加快政府改革，就要推进社会体制的改革，建设和谐社会。

　　经济观察报：对于改革的远景，你有怎样的预期？

　　迟福林：我认为，这一次的宏观调控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在于改革。因此，我们首先要统一对改革的认识，重振改革的热情，加强对改革的领导。要把改革作为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关键。这样，中国的平稳快速发展，就会有一个可靠的制度保障。

　　经济观察报：那如何在具体层面上加强对改革的领导呢？有人主张在发改委的基础上扩大改革的协调职能，因为发改委本应发展与改革并重，而不能有所偏废。

　　迟福林：当前，部门利益、地区利益、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正在分化，各有各的利益机制，各有各的话语权。所以，靠部门自我改革，靠利益集团自觉让渡利益，不但缺乏动力，还会导致它们借改革之名强化部门利益。所以，新阶段的结构性改革攻坚，情况更为复杂，任务更为艰巨，需要在更高层次建立改革的决策和协调机制，全面统筹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我建议成立由国务院总理直接领导、并向国务院总理直接负责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协调小组。同时，建议采取措施，支持和发挥有政府背景的、又不隶属于某个部门的独立研究机构在改革研究中的智库作用。

　　经济观察报：你怎样评估2005年？

　　迟福林：2005，这是改革攻坚的关键一年。首先，无论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是投资、金融、财政等宏观经济体制改革，都需要有新的、实质性的突破；其次，加快改革，对于宏观调控更好地朝着市场经济发展，具有关键作用；此外，2005年的改革对改革的下一步，尤其是“十一五”时期的改革将产生关键性影响，政府转型应作为当前和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点。因此，抓住当前比较有利的时机，在2005年加快改革，并实现市场化改革的某些重要突破，对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社会稳定将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