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走向和谐的经济增长

　　走向和谐的经济增长

　　——专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

　　-本报记者 宋铁军 北京报道

　　两个需求的和谐是关键

　　《经济观察报》：时下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分析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长期未解决的体制改革和结构等问题；二是入世后外部环境带来的新挑战；三是去年以来最突出的能源和环境等问题，当然它们之间互相关联。在您看来，如果单独分析，哪个层面的问题更突出？　

　　王建：应该是环境方面。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容量越来越小，再不治理，或者还是先污染后治理，可能走不下去，中国经济规模这么大，还保持这么快的速度扩张，会是一种破坏。

　　所谓和谐社会，一是各阶层人群之间的和谐，另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现在我们讲绿色GDP，绝不能要黑色GDP，不能够用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求得经济发展，把你能够享受财富的环境破坏了，你创造财富还有什么意义吗？　

　　这三个层面都重要，哪一个先冒泡都不得了，相对而言，环境问题的影响是长期和根本性的，体制今天这么改不对，可以变过来，污染严重了，可能就没法治理了。

　　《经济观察报》：当前经济中对和谐增长，或者说对可持续发展影响最大的因素有哪些？

　　王建：经济增长有两大不和谐，对内对外都有。国内现在依然是投资拉动型，这一轮投资高峰，我估计是从2003年开始，重工业投资周期一般是5年，在2008年以前就结束，因此，中国会在几年之内，面临着一个从投资需求拉动转向消费需求拉动的过程，如果这个过程不出现，就一定会出现生产过剩，因为大量投资形成生产能力了。

　　走出这种困境的根本，在于建立和谐社会，建立社会转移支付制度，要把富裕的钱收来补助给穷人，社会的主体才是促进消费的主力，少部分有钱的人占有绝大部分社会的财富，但他不想消费怎么办？这个矛盾就是社会矛盾。如果说一个社会不能使全体人员生活水平都跟上时代的步伐，能共同分享社会经济增长成果，肯定会积累起对社会的不满。

　　生产过剩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其根源是收入分配不平等，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建立和谐社会，从社会层面上讲，一个前提是，收入差距不能再像现在这样继续扩大，另一个不和谐是出口，即美国的需求拉动中国的供需增长，中国是净出口，美国是净进口，从美国收来的钱变成了我们的资金，然后投入到美国，让美国人再拿着这个买我们的东西，美国的物质生产在不断下滑，我们则积累了强大的金融资产，他把这个金融资产变成实物资产全消费掉了。因此，美元贬值对中国形成了庞大的金融风险，如果美元再贬值，我们拿这么多金融资产有什么用呢？所以说靠着美国的这种需求来拉动中国的增长，我们再把自己用实物产品换来的价值财富送给他，他再来买我们的新产品，这种循环格局是不可能维持多久的。只有提高国内需求，才能保持中国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需求，一是出口，一是投资，背景都不和谐，都不可持续，如果美元一旦崩溃，美国净需求增长没有了，中国的投资需求拉动的投资高峰也没有了，怎么办？这是转型期的关键问题。

　　《经济观察报》：能源(主是要石油)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在这方面您能给一个量化判断吗？

　　王建：能源问题凸现出来中国人均资源不足，中国人口占全球22％，国土面积占7％，但石油储量只占3％。国内石油一直是年产1.7亿-1.8亿吨，增长非常缓慢。

　　中国经济如果继续以9％的速度增长，主要取决于国际资源，而对国际资源的获取，我认为还有五年好光景，为什么？我们去年1.5亿吨原油和成品油，但看看进口的增长速度：去年增长了3500万吨，2005年会达到4000万吨，2006年会达到5000万吨，照这个速度增长，五年后，中国石油进口可能要达到三四亿吨。

　　而全球的石油生产量是45亿吨，最多25亿吨可贸易量，如果你的进口额占到全球1／5时，会对全球产生什么影响，中国现在石油消费量中大概占全球的是6％-7％，到1／5时候就不得了，进口将是日本的一倍，美国、欧盟还要石油，抢他们的饭碗人家当然不干。所以好日子也就五年，五年后，全球就要联合抵制你。

　　况且，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重工业阶段，去年轻工业增长是14％，重工业增长是18％，今年1月份的产值当中，重工业的比重是67.6％，相当高。按照单位产值消耗的能源算，重工业是轻工业的四倍，进入重化工时代后，对能源需求增长非常快，经济发展与资源制约之间的矛盾会更突出。　

　　构建政企和谐

　　《经济观察报》：这一轮宏观调控，有哪些最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

　　王建：土地的使用。土地的使用基本上都是乱占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来说，要搞工业化要搞城市化，能不占地吗？可是占多少、什么地方占最合理，是一个长期战略。怎么来界定这个合理的战略决策，国土资源部不行，发改委也不行，这就给宏观调控留下了一道难题：我们应该在这个国情条件下，土地资源还有多少可以开发，继续占多少才是合理规模。这个问题现在没有一个标准，衡量占地是多了，还是少了。宏观调控说起来是短期问题，但是它有一个长期的大的战略性。

　　另一个问题是投资增长，去年的投资增长比2003年下来了一个多百分点，但是投资率2003年是48％，去年投资率是51％，超过我们的GDP的一半。

　　《经济观察报》：近年来地方政府与上下的矛盾似乎都在增加，如果我们说构建这方面的和谐关系，应该怎么做？

　　王建：先说企业，这是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要逐步解决，所以四中全会提出来改革方向，但在这个过程中，只要地方政府没有转过来，企业就会不断受到干预。将来企业转制了，你地方政府凭什么管我？我是你的企业吗？就算你有我的股份，你是大股吗？当这个改变以后，地方政府就管不了了。

　　至于与中央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当然毛泽东早在五十年代的《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到了。当前最突出的是中央和地方分税的体制，这是改革开放后，财政大包干体制转移过来的。在现在的分税体制下，中央税增长较快，中央财力在整个财力当中显得比重高一点，但实际还不够高。发达国家都是先集中后返还，地方政府收点零零碎碎的税，也就是几个百分点，不能像中国这样，中央政府刚做一半，剩下一半都在地方政府，还得用国税局地税局两个税局去收。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的利益还在他那个税上，还在追求当地发展，然后形成地方保护、地方垄断。所以从税收来说，我们真正要改的实际上有两个方面， 一是一定要把税的主体转到所得税上来，二是税要实行先集中后返还。

　　中国制造就是和平崛起

　　《经济观察报》：在您看来，国际环境压力和内部问题相比，哪一个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更大？

　　王建：一定要在两者之间做一个判断，我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环境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果发生国际战争，比如说中东要打仗，石油进不来，问题就大了，因为40％的石油是要靠进口的。还有，正如前面讲过，如果美元崩溃，美国不买咱们的产品怎么办？去年中美贸易逆差将近1700亿美元，这是最要命的事。国际环境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及造成的冲击，都是前所未有。　

　　因此，只要中东不打仗，美元不崩溃，我们现在对外就好过。相比之下，贸易磨擦不算什么，看看WTO里面，各个国家告中国状的能有多少？美欧之间、美日之间、欧日的冲突比我们厉害。

　　《经济观察报》：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现实吗？联想、TCL的国际化模式是成功的吗？

　　王建：企业家当然有国际化梦想，但要想清楚走出去干嘛。如果国内市场你不占，花那么多钱去培育你这个品牌，却在欧洲成本很高的公司生产中国的产品，合算吗？如果说欧洲人能在欧洲生产电视机的话，中国不会成为电视机的生产大国了，道理很简单。　

　　但能源企业不走出去能行吗，中国的石油企业全都得走出去，哪儿有石油中国就要到哪儿去，去开矿、采石油，开发资源型产品，因为这是稀有资源，但是其他方面是不是有必要？当然联想他买IBM个人电脑是对的，它可能买到核心技术，否则永远要OEM。

　　《经济观察报》：在国际分工中，我们一定要扮演“世界工厂”甚至“世界车间”这个角色吗？这不是中国人心甘情愿接受的角色吧！

　　王建：全球的工业化道路，不是说一句话就能改变。中国承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看上去很不值，但实际上，全球的资源都转向在中国，我们自己的骨骼肌肉就长起来了，如果美国欧洲的产业都大大向中国转移，转移到一定的程度，就都离不开中国，就是中国和平崛起。

　　不要以为我们让外国贸易顺差了，拿了一堆废纸，我们是得到了经济增长的机会，中国劳动力成本是最有竞争优势的，足以把全球的产业都承接到中国来，吸纳了全球的投资。有人说中国承接外资不好，我认为越多越好，他们的机器设备都到中国来了，全球的矿产资源、能源资源都到中国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就会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