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昌彦：中国国内发展有可能出现飞雁模式

　　本报记者 黄锫坚 北京报道

　　和其他经济学家相比，一头银发、身着黑西装的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即便没有他说的日本年轻一代那样酷，却是个极有魅力的人物。长期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的他，四年前领衔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今天又在丰田公司资助下，与中国经济学界同行吴敬琏一道，在清华大学发起设立了一个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

　　青木向我们讲述了许多名人的趣事：他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那个美丽女人、小布什的左膀右臂康多莉扎.赖斯，其博士论文是关于苏联红军的形成史；而斯坦福大学校长亨尼斯曾经下海三年，创办半导体公司，后来回到学校当领导；而中国的经济学家，从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到钱颖一，都是青木多年的朋友。

　　当然，作为学者的青木昌彦，更关注经济制度分析和产业组织理论。

　　尽管模块、意会知识、官僚多元主义是他撰写论文时经常使用的抽象概念，但他却更乐于探讨有趣的真实世界的问题，比如IBM和丰田的产业组织存在哪些差别；斯坦福大学和硅谷有什么样的联系，日本的大学改革能从中获取什么启发；日本、韩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农业人口比例下降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将如何反哺农业。在清华大学新建的这个研究中心里，青木将邀请美国和日本的学者，用比较制度分析方式引发更多有趣的讨论。

　　1976年“四人帮”垮台之前，青木昌彦第一次来到中国，他参观了大寨、西安等地。在当时的清华大学，他看不到一个学生或教师的身影，图书馆门前只有解放军站岗。他还拍了当时很多大字报的照片。故地重游，如今口号已变成“科教兴国”，他感慨万千。

　　春节期间，青木乘坐日本航空的飞机离开东京，他发现飞机上70%的人都是去日本度假的中国人。他为中日两国的关系日益密切由衷高兴。他曾写道，“德国和法国在上个世纪曾经交战过两次，但它们成了欧洲联盟的核心国家；我希望日本和中国也尽快实现真正的和解，建立未来型关系，像椭圆的两个圆心一样，成为亚洲的核心。”

　　发展模式比较

　　中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模式——既有非常发达的沿海地区，又有不发达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在中国国内有可能出现飞雁模式。让资金、知识自由流动，这样可能更健康。

　　经济观。察报：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日本有独特的发展模式，而90年代美国模式又回来了，中国能够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吗？

　　青木昌彦：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在我看来，产业组织正在发生变化，即所谓的模块性(modularity)。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技术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各样的技术体系发展出来，比如互联网体系，又比如在汽车业。一个公司，或一个组织，无法完成所有工作，甚至像IBM这样的大公司也不行。

　　从196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开发模式。当IBM试图发展大型计算机系统时，它发现工作会非常复杂，于是把整个系统砍成几块，这称之为模块(modulars)。中央设计者只负责设计规则，或者说，设计师只负责界面。而设计各个模块的任务则留给下面的团队。按界面规则，负责模块的团队可以是独立的。

　　后来经过发展，这些模块不一定由公司内部的团队来完成，可以由独立公司去做。同一个模块，可以有很多团队互相竞争，把竞争中最好的模块绑到一起。这样，一个体系的发展会非常快。而用不同方式把模块连接起来，还可能发展出新的体系。

　　这就是在硅谷发生的情况。这是产业组织的一种新方式。所以，大组织不一定就好。在某个领域，特别专注的小公司会更灵活，而系统会用不同方式把不同模块组织起来。在我看来，日本的所有大公司也在发生这样的破坏性变化。能够适应新环境的公司活得很好，不能改变自身来适应的就不行了。

　　经济观察报：那么中国呢？

　　青木昌彦：就中国而言，中关村有很多小公司，可以学习或模仿硅谷模式。但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的制造业仍在强调规模。当然，实际情况可能不是这样。崇拜规模、崇尚大公司并不一定正确，尤其在汽车业和制造业，现在有外包，卫星化等生产方式，这可能更适合全球化的进程。

　　中国有很多国有企业，他们没有面对真正的压力，他们只想着如何更大地扩张。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大国。10多年前的研究中曾出现了飞雁模式，日本作为头雁，后面有香港、台湾、韩国等，一个接一个，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分别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像飞行的雁群。

　　但这种模式现在已经过时了。因为日本经济停滞，而中国迎头赶了上来。不过，就中国国内来看，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模式。既有非常发达的沿海地区，又有不发达的中西部农村地区。

　　所以，在中国国内，有可能出现飞雁模式。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很发达，但劳动力很贵。如果有一个完整的市场，这些公司就会在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投资，或者在市场更初级的地方投资。让资金、知识自由流动，这样可能更健康。

　　公共财政在这方面应该有所改革。目前企业所得税方面的政策使各地方政府倾向于保护当地公司，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很不好。所以，中央应该在整个经济体中实行更统一的企业所得税，避免刺激省级政府保护他们自己的投资和自己控制的企业。政府应该关注安全、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教育等问题，贫困地区的发展应该通过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提供一些资金。

　　经济观察报：有没有什么理论可以解释中国的模式和现象？

　　青木昌彦：我专注于比较经济制度分析，这是一种概念工具，有助于理解不同经济制度如何演化。不同制度可能会融和，可能会继续保持差异。

　　中国是独特的，但中国也曾经是一个中央计划经济。所以，有些研究是比较东欧、俄罗斯和中国的转型过程。与此同时，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在开始阶段农村人口都占很大比重，传统社会规则是农业社群中的人际关系生发出来的。这些社会关系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这种发展形式和西方经济的发展很不一样，比如俄罗斯。

　　所以，在面对这些既有共同点，又有独特性的问题时，比较研究会很有趣。虽受制于不同的制度框架，但问题是共同的，比如社会保障、养老金问题，环境问题等等。所以，学术研究应该是全球化的。

　　公共政策对比

　　各国都有一些共同问题，比如社会保障体系、养老金计划等，解决方法却不一定普世适用。但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中国越来越开放

　　经济观察报：在不同国家，公共政策研究的作用是否有所不同？

　　青木昌彦：我想，各国都有一些共同问题，比如社会保障体系、养老金计划等。在美国、日本和中国，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我们可以从新加坡、瑞典和其他国家学到许多经验。

　　环境是另一个话题，中国近年能源消耗的速度远高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我想这种增长是不可能长时间持续的。最近《京都议定书》开始生效。哪些公共政策措施可以控制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气体的排放？创造一个排放权的市场是否对控制尾气排放有效？如何资助新环境技术的进步？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技术知识，也需要经济学素养。

　　还有公共卫生问题，比如Sars、疟疾、艾滋病等等，这是全球化的另一面。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加快了疾病传播，如何控制这些病的流行，不仅需要医生的合作，而且涉及移民法等。我们会面对许多类似的公共政策问题。当然，解决方法不一定是普世适用的，在某些国家可能容易实施，其他国家也许不行，这要看历史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但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中国越来越开放。

　　经济观察报：今年3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将成立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您在促成此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青木昌彦：斯坦福大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叫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我是这个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除了经济学家，这里还有来自法学院、教育学院、政治学、商学院、甚至工程系的人，对能源、环境问题进行经济分析。美国新任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曾和我同一年进入斯坦福大学。财政部副部长约翰.泰勒负责国际货币事务，过去很长时间他都是这个研究所的主任，还有国际货币基金(IMF)的首席经济学家也来自这个研究所。

　　因为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很多问题，比如能源、环境、公共卫生等，不光局限在科学领域，还需要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参与进来，比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工程研究等。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对公共政策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不同学科学者相互对话的论坛。而且，参加者不应仅仅来自学术圈和学校，也应有政府、私人部门的人，比如商人、工会人士。

　　政府、学校与产业

　　改革应该掌握平衡：大学应该关注基础研究，而产业部门的任务是把技术成果商业化。大学和产业之间的连接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记，大学的使命是创造知识

　　经济观察报：政府、学校和产业三方合作，在美国和日本有什么区别？

　　青木昌彦：在美国，以斯坦福大学为例，大学和政府之间没有什么直接合作。政府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所为研究提供经费。而研究资金如何分配，则由同行评议来决定。也就是说，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卫生研究所的项目官员都是专业学者，他们根据研究团队的水平、项目的成功可能性等标准来分配资金。

　　谈到大学和产业的关系，就斯坦福大学而言，大学附近的私人公司不是由大学资助的，而是教授个人资助。教授可以创办自己的公司，但也有一些严格的规定，比如一个星期只有一天时间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如果他们想全心投入，那就必须离开学校。教授是这些公司的所有者，资金来自他的家庭、亲朋好友或风险投资。

　　在日本，大学系统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过去，那些重要的大学，比如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东京理工学院，还有其他100多所大学，都由政府所有，是国有大学。不过，两年前情况开始变化。大学成为独立法人，有了新的治理结构。尽管大部分资金仍来自政府，但分配资金的方式有了很大变化，过去按行政方式来管理，现在则在更具竞争性的氛围中分配研究基金，向美国大学的模式靠拢。

　　经济观察报：日本大学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呢？

　　青木昌彦：如果大学是国有的，这意味着教授是公务员。按法律规定，公务员的行为受到很大限制，他们不能成为私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不能在私人企业任职等等。但大学成为独立法人后，教授就可以创办公司了，像斯坦福大学那样。

　　经济观察报：在日本大学的这次改革中，你发挥了很大作用？

　　青木昌彦：当时我极力推动这个变革。我在斯坦福大学工作过，知道美国大学的运作模式。我们花了很多功夫来做这件事。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们意识到产业和大学的合作关系应该有所变化，但关于大学改革的观点直到1990年代末才被接受。

　　当然，改革应该掌握平衡：大学应该关注基础研究，在深层知识的生产上发挥作用，而产业部门的任务是把技术成果商业化。大学和产业之间的连接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记，大学的使命是创造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