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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把“新自由主义”的帽子生搬硬套到中国的改革上
文/高尚全
我们的改革现在遇到一些干扰。从历史上看，往往宏观调控以后，干扰就出来了。我觉得这并不奇怪。25年改革的历史就是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排除干扰的过程。最近听说在批
新自由主义——拉美国家出现那么多问题，就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俄罗斯改革出了那么多问题，也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中国改革当中不断出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也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大家知道，中国的改革是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的。我们搞改革的时候，还没有想到什么新自由主义。邓小平同志也不会说是因为知道了新自由主义才改革的。如果生搬硬套的话，是要乱套的。这是一种干扰。
改革不能因受到干扰而后退
新自由主义是什么意思呢？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经济全球化。对于这四个特征，我的看法是：第一，生产要素要自由流动，如果不流动的话，还是搞计划经济好。第二，如果搞市场经济，就必须要市场化。第三，中国改革不走私有化道路，但不走私有化道路不等于说不发展民营经济，要坚定不移地发展民营经济。国有经济要调整，该退的要退，该进的要进，当然退是主要的。第四，经济全球化是什么意思呢？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人反对全球化，要把国家封闭起来，我们不要出去，人家也不要进来，这行吗？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过去早就争论过了，为什么现在要搬出来呢？我觉得中国的改革是走自己的路线，和俄罗斯不同，总体上都是很成功的。为什么中国的国力增强那么快，为什么人民生活水平总体提高了，为什么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越来越大呢？因为这是改革的结果。如果受到干扰了，就退回去，老百姓也不答应。
中国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深层次矛盾，有人认为这是改革搞成的。是这样的吗？我认为，恰恰相反，这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解决这些矛盾还要靠改革。中央领导提出2005年是“改革之年”，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关键时期。在这样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深层次的矛盾，包括经济上的矛盾、社会上的矛盾必然会增多。所以改革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在“改革之年”，我认为要树立三个基本的改革思想：
一、要把改革作为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的根本措施。中央提出今年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怎样加强？怎样改善？靠改革。过去搞宏观调控，我们对计划经济办法的运用很熟练，往往采取的是行政控制手段，对市场经济办法的运用不是很熟练。二、要把改革作为解决深层次矛盾的治本之策，不是治标之策。三、要把改革作为落实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关键。
“改革之年”的四个重点
现在各项改革都处在需要全面推进的阶段。改革的内容不光是经济体制，还有社会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以至于司法体制改革，前一个阶段足球改革都提出来了。改革的全面推进需要抓住重点，我这里提四点：
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前一段报纸上登了，180多家中央企业利润贡献很大，全年可能超过4500亿元。国有企业赢利比过去亏损当然好得多了，但是我们要想一想：第一，这个4500亿是怎么来的？大概其中40%的利润靠涨价；40%靠扩张上市，真正通过改善经营机制、内部挖潜的只有20%，所以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另外，我们也要看到付出了多少成本。根据国资委的调查，180多个中央企业，其中80个企业的资产是损失的，其中40个企业损失了10%，还有40个企业损失了20%。还有，给国有企业大量的贷款、贴息、大量的技术改造投入，这都是代价。所以对国有资产的状况不能盲目乐观，改革的任务很还艰巨。180多个中央企业，真正搞股份制的就20个企业。
不久前，我到广东，原来体改委的一个同志打来电话，说有一个国有企业开了个会议，郎咸平在会上做了演讲。于是大家开始怀疑国有企业改革是否要停下来，所以向我询问有没有这个事？我说没有的事。我只听到MBO不搞了，开始是说不宜搞，后来说不准搞，没有说国企改革不能搞。国企改革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中央的决定里都讲到国有企业的改革，讲到国有经济的调整，讲到股份制，讲到产权改革，哪能一个学者的发言就把中央的既定方针否定了。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金融体制改革。据调查，现在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风险因素中，社会风险排第一位，金融风险排第二位。金融风险往往可能转化为社会风险，所以金融改革应当是改革的重点。中央提出要背水一战，意义就在这里。最近证监会开了一个座谈会，讲了要停止C股，股权置换要进行试点。对于国有股减持，我们总想搞一个国家统一的办法，我的看法是，不要太集中，集中搞一个方案的话，是很不容易出台的；而且风险、矛盾都集中在中央。
第三，政府治理改革。去年讨论“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我提了七条意见，其中一条是要把政府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中心环节。因为从宏观调控的背景来看，投资谁冲动？政府冲动。为什么政府冲动？因为有政绩。另外，投资冲动一个是靠银行贷款，一个靠批地，土地收入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如果政府不改革，包括干部制度、考核制度不改革，整个改革就会受到影响。另外，国有大企业改革滞后了，金融改革滞后了，与政府改革不到位也是分不开的。
第四点，要尽快建立改革的协调机制。原来我们认为靠一个一个的政府部门就可以推动改革，但实践走到今天，证明不行。因为部门往往是即得利益者，是改革的对象，没有内在动力。所以我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恢复体改委；第二个方案是在国务院成立一个高层次的体制改革协调领导小组，由总理当组长，发改委、人民银行、财政部、国资委的领导作为组成成员。第三个方案，在现在发改委职能的基础上加强改革的协调功能。这三个方案，我个人倾向于第一个，但因为现在要恢复体改委，需要人大通过。所以，第二个方案：设立一个高层次的决策机构，我觉得是可行的。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文章根据作者在“2005中国脑库年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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