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全面加速转型期 冲击最大的是政府机构

　　杨宜勇

　　在经过自1978年从农村开始的自发启动时期的转型，到1992年自觉推进时期的转型后，在世纪之交，中国进入了全面加速转型时期。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和当今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总的趋势共同决定的。

　　这里所谓的加速转型期，不是简单地指经济社会某个领域的变化(尽管这是必要的条件)，更不是指经济社会某项制度的变化(尽管制度创新是重要的前提)，而是指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呈现加速度的整体性跃迁。其具体内容应该包括临界水平的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等，一旦超越临界水平，旧的体制、机制、结构、观念和利益不再复归。这种加速转型是2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效应的结果，它不是通过革命性的强制手段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发展先进生产力和确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来完成的。

　　在这个加速转型期，中国发展将攀登新的台阶，在一次现代化没有全部完成的时候开始了向二次现代化迈进的过程，由此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将进一步加剧，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跨越式演进。在这个加速转型期，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如何保持转型期的经济社会稳定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因此，研究加速转型期的特点及其这个时期应有的发展观和对策体系是非常紧迫的课题。

　　一、冲击最大的是政府机构

　　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头10年冲击最大的是农村和企业，后10年冲击最大的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农村外出劳动力。对于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出来的中国来说，未来冲击最大的是政府机构。有人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第二次改革开放，如果说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是内趋式，那么第二次改革开放就是外逼式。世贸组织的运行基础的高度化的市场经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企业的冲击固然很大，但是，世贸组织对成员方贸易体制的要求乃至经济体制的要求则是更重要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入世贸组织受冲击最大的是政府。对照世贸组织的法规与原则，我国现行行政管理体制还存在许多不适应。如果我们不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尽快建立适应世贸组织基本要求和遵循国际贸易惯例的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就有被排斥在世界经济发展主流之外的危险，这就迫使我们对现有的一些与世贸组织规则的不适之处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真正实现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有些职能要交给行业协会去做，要更多地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

　　完善公民社会，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也是如此。权力过于集中的政府机构，不仅应该部分还权于企业，而且应该部分让渡给第三部门。这样做，有利于政府减轻负担、减小压力、减少埋怨；有利于政府集中精力想大事、谋大事和抓大事。这样做，还有利于发挥企业和第三部门的多方积极性，在他们自身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时，再求助于政府，政府这时从中适当干预工作往往要主动得多。2003年这次政府机构改革才刚刚拉开序幕，未来任重而道远。

　　二、发展最快的是第三部门

　　从公民社会的完善来看，未来发展最快的将是第三部门。第三部门发展不足是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的最大缺陷。所谓第三部门就是那些非政府且非营利的机构的总称。由于这些机构既不属于公共部门(政府)，也不属于私营部门(市场)，因而被称为第三部门。从中国大的社会组织结构来看，目前第一部门(政府)过于发达甚至有些臃肿；在过去十几年第二部门(企业，或者营利组织)有了一定的进展，其中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相对比较薄弱。社会学者康晓光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领域成为最主要的改革对象，没有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和政治领域的民主建设都将无法进一步发展。社会领域的改革成为中国改革的“瓶颈”,第三部门的发展就是社会改革的反映。

　　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引致社会的快速转型，中国现阶段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是大力发展第三部门，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面良性互动的运作机制。积极推行“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模式，不断提升第三部门的质量。社会组织机构本身的服务运作能力也要提高，这里面包括如何取得公众的认可等等。目前这样一些机构的特点本来就比较松散、比较民间性的。在今后的发展中，首先要进一步突出他们的民间特点。原来宣称他们是民间的，其实有的并不是民间的，很多组织机构比如一些行业协会成了二政府，有的学会也成了政府的衍生物，官味很浓。其次，要强化他们的法人观念。他们要真正具有独立的社会人格，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职责。改变依托于某些行政机构或者有一个政府的背景才能活下去的情况，包括他们的财政、组织和领导层。

　　总之，基本的发展方向是，该与政府脱钩的第三部门坚决脱钩，让他们独立运作，通过发展壮大，行使部分社会职能；愿意成立非营利组织的，满足基本条件的，可以登记成为非营利组织法人，实现他们的社会抱负。

　　三、损失最大的是行政性垄断集团和权力寻租集团

　　加速转型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通过建立更加完善的经济机制和社会机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均衡，达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目前人们意见最大的两个方面是：行政性垄断集团的定价和他们收入决定机制，权力寻租集团的腐败行为。

　　目前的行政性垄断集团，绝大部分集中在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如电力、电信、铁路、自来水、城市燃气、城市公共交通等。这些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可以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能够直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目前由于行政性垄断和政府管制不当，这些行业并未充分发挥其发展潜力，并且存在严重的利用垄断谋取垄断利益的问题。行政性垄断集团的存在，缩小了可能的竞争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社会分配秩序，加剧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遭到社会非议。我们必须通过不断打开行政性垄断领域，并且设置科学的政府管制政策，来限制和约束行政性垄断集团的不良经营行为和超国民分配行为。

　　权力寻租集团则违反了竞争的公平，不管组织权力是以地方保护的名义公开与某些企业联手，还是个人权力暗地里为某些企业提供优惠的条件，都是违法的，甚至是犯罪的。比如地方组织权力寻租的种种表现有：以发布规定、通告等形式，向外地商品收取各种名目的不合理费用；滥用质量检验手段，或者不正当地设置许可证、准销证等行政障碍来封锁市场，阻碍商品在地区之间自由流通；不召开价格听证会擅自提高价格，或者行业主管部门利用行政权力组织行业龙头企业实行“联营”等等。通过组织的形式，权力寻租逐渐成为了某些机关及其公务员的正常行为和收入来源。个人权力寻租，是个人为了获得额外的各种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与某些企业勾结，以达到企业正常途径根本达不到的经济目的。对于这些做法，老百姓怨声载道。我们必须通过加速政府部门转型，完善行政许可制度，杜绝权力寻租集团的腐败行为，铲除他们孳生的土壤。

　　总之，在加速转型期，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目标，就是要从根本上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增进社会的融合，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中受益，而不是一部分人从中受益。只有这样，我们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才是社会可持续的发展。(作者为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