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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汪丁丁
一回到北京，各种“会面(meeting)”扑面而来，说是“会面”，也不确切，大多都是“会议”，所以附加了英文在“会面”后面，表示两个意思都有。会面时，听了许多“故事”。例如关于“南街村”，关于“美国公司法”，关于某地的宗族，某人的姐姐，某某的信仰 ……尤其当与会各方发生意见争执时，讲“故事”就成了天然的支持己见的论证方式。
但是问题马上就发生了，因为争论的双方都讲自己的“故事”，你说你见到过没有脚的麻雀，我说我见到过长了角的猪。碰到这种场面，许多人就开始出去抽烟或者上厕所。人和人之间为什么能够交流？因为有“逻辑”这件事。当我说“ 正在下雨”时，通常人们不会认为我说的是“现在不下雨”。由简入繁，复杂的叙述要想让别人理解也必须符合逻辑。能够让人理解的复杂叙述，其逻辑链条连接着最简单的，诸如“A=A”这样的逻辑和所叙述的结论，这个逻辑链条被称为“理论”。
不幸的是，从最简单的逻辑，可以找到几乎无限多的逻辑链条连接到复杂叙述的同一个结论。“日心说”和“地心说”都可以解释行星轨道，欧几里德几何和黎曼几何都可以解释局部空间特性，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统一场论)并行发展，……对任何社会现象的解释就更加如此，在每一个领域内都充满了互相竞争的理论。
当各种理论争持不下时，必须求助于经验检验。可惜，每个人在有限生命中能够经验到的事情实在是很有限。于是对各种理论的检验必须从一代人接续到下一代人，在积累着的经验中判断理论孰优孰劣。这就是“传统”。当我讲一个“故事”时，我的“故事”的意义在于它将新的经验加入了某个知识传统，它会合了传统里其他人的“故事”，要么支持某个理论，要么反对某个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故事”可以改变某一理论在传统中的“可信度”也就是被认为正确的“概率”。例如，我的故事在某个传统中已经是第一千零一次支持“边际效用递减律”的个人经验，而在这个传统里，已经出现过一百次不符合这条规律的经验，于是在这个特定传统中，所谓“边际效用递减律”的正确性，在我之前应当是概率意义上的0.909，而在我的故事之后就变成了概率0.91，稍许加大了它的可信度。任何统计数据的意义都仅仅在于此。这是从休谟到波普的经验主义哲学对经济学方法论作出的贡献。
离开了传统，我的任何“故事”还有什么意义吗？我的看法是否定的。就像“星球大战”里讲过的一个故事，皮卡德船长死活搞不清楚与他在蛮荒之地并肩战斗的外星人船长反复讲述着的“故事”。一直到那个船长在战斗中负伤死去，故事的语言和道德意义才被昭示给皮卡德。我在北京听到的那些“故事”，由于没有学术传统的重建和延续，显得缺乏理论意义，显得没有逻辑。我在一篇讲道理的文章里论述过海德格尔论述过的巴门尼德的“说”和“思”的关系，我的新意也许只是强调：“说”必须在一个“说”的传统中才有意义。同样，“思”也必须在传统里才称得上是“此在”的思。
韦伯曾经感叹，在社会现象的任何一个细节深究下去，研究者都会遇到无穷无尽的因果链条，以致不可能满意地解释现象本身。正因此，研究者必须以无穷因果链条的某个适当的环节做为“有意义”的起点开始他的研究。所谓“数据(data)”其实不可能是彻底客观的，它只不过是韦伯所说的这么一种 “起点”。
最近听到不少批评西方人的故事，不过由于故事太接近观察者眼中的现实，包含了太多的没有解释清楚的因素，于是总是引起我对故事的理论意义的怀疑。最“简单”的故事莫过于“某西方人欺负了某东方人”，所以推论说“西方人不公正”。可是这里有太多的细节没有解释：姑且不说推论，只说作为“数据”的事实。为什么他欺负他(假定一个解释A)？为什么他为了A要欺负他(假定一个解释B)？为什么B会发生？为什么使B发生的原因会发生？……所以每一个复杂的故事都需要许多复杂的理论来解释，所以为了有意义，必须讲述简单的故事，必须在传统中讲述这个简单的故事，而且必须明确，“故事”的唯一意义在于对明确叙述了的某一理论的检验。这么一问之下，“谁欺负了谁”这样的故事还有什么意义呢？
提倡讲故事要有逻辑，并不是否定故事的其他意义。其实只要听故事的人有感觉，不论是觉得新鲜，过瘾，甜蜜，还是觉得恶心，讨厌，没劲，这感觉本身就有某种意义。对于讲故事的人就更简单了，只要你讲了什么，你就发泄了什么，你就感觉到了什么，所以总是对你有什么“意义”的。
在制度经济学研究中的条例研究就是讲故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没有定见。只知道必须在具体存在的传统中去“思”和“说”，只知道如果有人能够同时成为西学和中学两个传统中的人，他一定会有“大师级”的成就。知易行难，再说下去怕要被人认为忽视了“沉默的多数”。
汪丁丁
1953年生于沈阳，经济学者，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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