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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刑法博士生导师 屈学武
境外赌博，是一把捅向我国境内资金命脉的锋利尖刀，依法治理刻不容缓。
与境内赌博相比，打击境外赌博显然更加困难。鉴于领土主权等原因，对境外赌博，我方一是难以采取简单的主动查封其赌场的打击措施；二是因境外赌场保安的重重阻挠，
我方也难以通过录像、拍照等方式查实有关中方参赌人员；三是查封和打击境外赌博的组织者、中介人存在多重困难；四是查封赌资上的困难，等等。由此可见，仅仅依靠法治手段遏制境外赌博还不够，最佳途径，是通过法治的、行政的、经济的、道德的多元手段来“综合治理”。其中，法治手段，特别是刑事法治手段至为关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已经有赌博犯罪设定，但对当前泛滥于境外的赌博犯罪来说，现行刑法确实滞后，需要通过专门的修订刑法或强化司法解释的途径加以完善。
第一，修订与完善赌博罪的构成要件。现行刑法关于赌博罪的规定，在犯罪构成上既过于原则，又过于机械。因而，我们宜于现行刑法第303条之后，增设一款，即针对“境外赌博犯罪”作出专项罪状设定：(1)凡在境外赌博者，刑法无须问其有无“营利目的”，只要一次性去境外赌博下注“数额较大”，或在一定时间内多次去境外赌博者，均可成立本罪；(2)凡国家工作人员使用贪污款或挪用的公款去境外赌博，同时构成赌博罪的，应按贪污罪与赌博罪或挪用公款罪与赌博罪数罪并罚；(3)非国家工作人员挪用单位资金去境外赌博，同时构成赌博罪的，应按挪用资金罪与赌博罪数罪并罚；(4)国家工作人员使用非公款性质的、其他单位或个人的“行贿”资金去境外赌博，同时构成赌博罪与行贿罪的，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第二，刑事立法上还有必要针对现行刑法第303条酌情增设情节加重犯、数额加重犯。具体而言，按照现行刑法，赌博罪的最高法定刑仅仅3年，这在赌博特别是境外赌博的社会危害性已经大大增加的情况下，刑罚与其恶害程度显然失衡。有鉴于此，国家可通过刑事补充立法的形式，增设有关刑罚加重事由，并同时设置出更重的处断刑罚。例如，对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境外赌博数额巨大的，刑法完全可将其设定为情节加重犯或数额加重犯，并将其量刑单位设置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现行刑法还有必要针对中国公民所实施的明知而帮助开设、经营境外赌场，帮助赌博资金境外流转，帮助介绍赌场员工、参赌人员等“居间”行为，酌情作出有关“共同赌博罪”的帮助犯的特别惩治规定。这有利于国家彻底禁绝有关旅游单位、导游人员、不法居间人、地下钱庄等可能作出的境外赌博帮助行为。
《人民日报》 (2005年02月02日 第十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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