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奈：经济增长不会自动带来制度改革

　　本报记者 黄锫坚 北京报道

　　1月17日下午，即将度过77岁生日的雅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站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报告厅，台下响起热烈掌声。这位曾经影响一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匈牙利老人，又一次把目光投往中国。年轻的清华学生还不太清楚他的来历，但在钱颖一、李稻葵等经济学家眼中，科尔奈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分析、对经济学的贡献，已经达到诺贝尔奖得主的水平。

　　这位年近耄耋的学者，仍对转轨经济具备清醒的预见。李稻葵教授评论说，科尔奈30多年前对苏联和东欧经济改革中根本矛盾的研究，在十多年后得到验证；他在1989年出版的《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中的部分理论推断，与东欧日后的发展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许，他在清华的演讲内容，若干年后仍有回味的价值。

　　科尔奈不喜欢经济增长狂热症(growth mania)，尽管没有明言，他还是在演讲中暗示，过高的经济增长并不值得夸耀，在法治、福利问题、制度改革等方面，东欧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经验。

　　中国经济增长为何快于东欧

　　在清华的演讲中，科尔奈选择了新加入欧盟的8个东欧国家(匈牙利、爱沙尼亚等)和中国做比较。他承认，中国经济增长非常成功，在很长时间，经济增长率达到甚至超过10%。与之相比，新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最近几年经济增长率在5%左右。他认为，多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何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大大超过东欧，比如经济发展阶段、实际工资的差异、福利制度和外贸条件的不同等。

　　在科尔奈看来，中国在改革之初基本上是农业国家，处于工业化早期阶段。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个阶段经济增长很快，之后速度就会自然放慢。

　　此外，中国劳动力储备非常庞大。他称这种状况下的增长为外延式增长?extensive growth?。而东欧在劳动力使用上更有效率，是内涵式增长?intensive growth?。更重要的区别是工资水平。中国的实际工资?real wage?很低，而东欧的实际工资水平相对较高。这对东欧的出口是个不利因素。

　　科尔奈尤其提到，东欧国家有许多福利制度方面的安排，比如教育、医疗和养老金等，造成很高的财政负担，使其陷入某种程度的两难选择。他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应该思考经济减速可能引发的问题。

　　中国和东欧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还与外贸因素有关。新加入欧盟的8个国家，他们的大部分贸易活动在欧盟内部。目前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所以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会很快。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大不一样。贸易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中国产品在美国卖得非常便宜。科尔奈认为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实际工资低得多，这和福利国家以及税收负担有关；另一个因素就是汇率。

　　超越经济

　　科尔奈显然不愿把自己限定在经济学家的位置上，他有更为宏大(行情 论坛)的视野。他在1990年代开始提出“制度范式”?system paradigm?这个概念。他说，制度范式不能够被限制在任何传统的分学科中(比如经济学、社会学或者政治学)。它必须被视为一个综合的、一般性的社会科学流派。它对社会功能的不同领域(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之间所发生的交互影响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科尔奈构想的制度范式传统，来自马克思、米塞斯、哈耶克、卡尔.波兰尼和熊彼得等思想家。这些被他称为制度范式先驱的学者，都有一个最初的专业，但他们的工作远远超出了最初学科的界限。他们既是经济学家，又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这种综合性的思维不是一种偶然的冒险主义，也不是通过对相邻的学科蜻蜓点水般的涉猎所得，而是他们思想方式中的决定性因素。

　　科尔奈认为，每一个研究者都在根据制度范式的概念来思考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命令经济与市场经济、官僚与自由企业、再分配与消费者主权——这些以及类似的概念提供了分析框架。他说，许多后社会主义转轨的研究者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说着制度范式的语言，而不是他们自己学科的语言。

　　在这种广阔目光之下，科尔奈认为转轨过程中的制度改革由很多部分组成。有的部分成本低，不会引起太大的社会牺牲，不会产生很多受损者，不会有太多抵触。也有一部分成本高，会造成很大牺牲，有很多受损者，很难实施，会遇到强烈的抵制。

　　在他看来，中国选择了成本很低的那部分进行改革，比如公有经济的逐渐收缩、价格放开、贸易开放、还比如引进西方科技、文化和教育，包括派学生海外留学等等。

　　在演讲中，他提醒，一些成本高的改革在中国还未完成。东欧已经或部分完成的制度改革，值得中国借鉴。比如大型国企的所有制改革、软预算约束的硬化、商业银行的改革、监管改革。他尤其提到和“福利国家”相关的养老金系统和卫生部门的改革。

　　他认为，有时候经济增长放慢一点并不是坏事。合法性不应仅仅和经济数据相联系，它还应该包括其他方面，比如法治和政治制度。新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比如匈牙利，在政治、法律和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是完全同步进行的，没有先后排序。这些成就是在政治保持稳定、社会维持安宁的情况下实现的。

　　“经济增长有时会让我们掉入一个陷阱，一个制度的陷阱，而且不能自拔。我们不能依赖这种幻觉：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迅速，它会把我们自动带入制度改革。制度改革也许会随经济增长出现，也许不会，历史上没有这种自动进入其他改革的先例。”

　　科尔奈明确表示，他不喜欢极端的增长狂热症，因为还有其他重要的价值存在，比如自由表达、批评的权利、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他认为应该综合各种价值，而不是只强调某一些。政策制定者应分析和评估不同的转型路径。他看重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和谐、和睦的观点。他认为一系列价值观都要协调，相互融和。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解读，科尔奈正以他的敏锐思维回应中国目前关于“和谐社会”的讨论。

　　科尔奈的贡献

　　尽管成长于匈牙利的计划经济体制，科尔奈很早就接触并参与西方经济学研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他开始在伦敦经济学院、斯坦福大(行情 论坛)学等多个研究机构做访问学者。从1980年代起，他参与东西方社会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讨论，他提出的短缺经济、软预算约束等概念和分析，为其赢得国际盛名，并多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目前，科尔奈是哈佛大学和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的教授，2002年当选为国际经济学协会主席。

　　科尔奈很早便与中国改革结下不解之缘。他曾参与中国经济学界著名的1985年巴山轮会议。他把一切现实的经济体制划分四种具体形态，他认为2B模式——即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是中国经济改革应当选择的目标模式。这四种类型，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经常提及的改革路径。

　　1990年代，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曾引发“转轨应采取何种战略”的激烈辩论。流行的方法是将转型战略区分为激进和渐进两种。这种以速度为划分标准的讨论，由于比较肤浅，难以得出有意义的结论。科尔奈提出了一个更能触及事物本质的理论框架——“后社会主义”的转型有两种基本战略：战略A，或称有机发展战略，把最重要的任务确定为创造有利条件，使私有部门得以从下而上地生长起来；战略B，或称加速私有化战略，则把最重要的任务确定为尽可能快地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消灭国有制。

　　中欧和东欧各国的转型经验表明，战略A由于能够促进资本积累、培育企业家阶层和加速市场制度形成，是一种较为有效的转型战略；而战略B却由于无法做到这一切而不能提高效率，还可能形成被一小撮寡头控制的无规则市场，贻害无穷。

　　(黄锫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