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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振华
在过去的一年里，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讨论可能是最吸引眼球的话题。时间依旧在继续，而如何改革的问题永存了。
现在对国有资产的产权制度改革发出了种种质疑的声音，无非是要诉求一个符合程序
的改革规则。这个规则的核心应当是——谁创造了财富、谁就参与分配。
假定可以把国企放在一个原初状态，企业在一个市场过程中成长壮大了。如果一切都是市场化进行的，那么土地的所有者应该得到地租，企业使用土地的租金以及土地增值部分理应属于国家所有；原初的资金也是属于国家投入的，国家应该拿走企业占用的这笔资金以及所产生的利息；企业员工包括经理人和普通员工，应该遵循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契约原则拿走工资。如果在对原始投入、利息、地租、工资进行分配之后，仍然剩下一块可计量的资产，则是企业的利润。利润应该属于谁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利润是如何产生的？
回到一些经济学常识，在完全竞争状态下，是没有企业能够获得利润的，如果某个企业能够获得利润，一定是突破了完全竞争状态的锁定。突破完全竞争状态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熊彼特的回答是——创新。市场的本质是不确定性的，只有在不确定性的市场里，才有获取利润的机会，利润只是创新的产物，熊彼特定义了，处于创新阶段的人是“企业家”，唯有企业家才是创造利润的人格化主体。源于这一理论认识，创新利润应该属于企业家。
经过上述理论推演，产权归属在理论上是很清晰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已经不可能找到一个为各方所接受的核算准则了。历史地看，我国要素市场的改革一直是滞后的，这导致对地租、工资、利息的界定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尺度；如果可以对初始存量资产及其增值部分，包括利息、地租在市场上转让后进入社会保障资金账户，那么现有的社保资金并没有涵盖全体社会成员，很难说这种模式就是绝对公正的；更困难的是，如果创新利润归企业家，按照经典的定义，只要是处于创新阶段的人是“企业家”，那么无论是企业领导人还是普通员工，都可以是或曾经是企业家，将利润公正地界定给如此多的可能的企业家，这在操作层面上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此，仅仅在现有的经济体制框架内“策划”出来的任何改革方案，都必定要饱受诟病。在产权改革的自身视野之内，已经不可能内生出一个符合程序的改革规则了，产权改革的规则必定在产权制度改革之外。
规则的有效性，在于对规则的全社会层面的一致同意——唯有一致同意才是规则合理性的唯一来源。既然在产权制度改革自身的途径选择之内，已经找不到一致同意的规则了，那么，只能寻求更高阶的一致同意规则，这就是首先确立一个一致同意的原规则，这个原规则是界定了一些不容置疑的基本的普世价值观，在此基础上逻辑地规定了更低阶的规则的缔约原则，由此自上而下层层缔约、构建各个层次的对形成规则的一致同意的规则，则在这样一种超越产权制度改革本身之外的秩序里，依据这一程序形成的任何产权改革措施，追溯上去都是符合一致同意原则的，也就是具有完全的合法性的产权制度改革规则。(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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