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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
法律应是最后的“杀手锏”
随着经济转轨的不断深入，金融风险的表现形式会不断出现变化，需要解决的风险隐患也不断出现变化。这其中很多方面都和我国金融生态环境中的法律问题密
切相关。例如，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是否能够完全依靠外部信息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内部信息？在发生违约时，法律上的安排是否能有助于保护债权和减少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市场经济中风险的存在，使得不良资产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处理不良资产的过程中，银行作为债权人的控制能力究竟有多大？银企之间究竟是选择控制导向型还是保持距离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实质上都和法律条件或者“约定俗成”密切相关。
在银企关系中除了常规的制约关系外，更为重要的是，银行对借款企业有没有最后的威慑手段，或者说“杀手锏”。作为债权人的银行希望企业有了困难就尽量及早纠正，但是必然有一部分企业最终是违约且难以扭转的，在后者的情况下，在法律上的安排、债权是否能依照《破产法》得到既有效果又有效率的保障，就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另外关于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道德风险的问题，也跟法律问题关系密切。如果对金融机构缺乏一个清晰的关闭破产和清算的法律框架，那么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我们的一些做法就可能缺乏根据，甚至会造成很多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难以做到“公平公正”。
完善法律彻底防范金融危机
众所周知，如果不良资产继续偏高和逐步积累，将会导致金融危机。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看，先是泰国发生了问题，表面上看是汇率和外债问题，但实际追根溯源，有很大问题是私人部门的公司治理、资产负债币种不匹配问题，其中也有不少人强调《破产法》陈旧且扭曲等金融生态问题。为了防范金融危机，理论上，我们可以通过扩大利差来消化不良资产，但在实际中需要区分理想《破产法》和非理想《破产法》情况下，消化不良资产所需要提高的利差水平。对此，保守的估计是需要加大利差1个百分点左右，也有人估计需加大利差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破产法》不理想，我们需要把利差扩大，在实践中所产生的震动将是相当大的。例如，2004年10月29日，贷款利率提高0.27%就引起很大的震动。提高利差将会对企业财务成本和整个经济产生巨大影响。说到消化不良资产时，经常说到的一个比喻是，如果觉得猫尾巴不好看需要切掉，最好是一刀切下去，最不好的就是一小段一小段切，每切一次猫都要尖叫和挣扎一次。但不幸的是，实际上这是一个大概率的现象。在经济改革起步较早、经济转轨思想非常激进的匈牙利，银行改革在1999年前“切尾巴”已切了三次。金融生态对经济的影响非常值得重视，而完善相关法律，培植良好的金融生态就成了问题的关键。
国际范围内逐步成共识从国际组织和国际准则的演变看，金融生态中的法律问题也始终是关注的重点。2004年11月20-21日在柏林召开的“20国集团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20国集团发布了《关于金融部门制度建设》一文，总结了成员国家对“金融部门制度建设”中优先应注意的因素的共识。在若干因素中，20国集团首先强调了完善的法律框架对金融部门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提出“保证财产权利(例如抵押品)在合同中的落实和执法，能够促进金融服务的提高，促进金融市场的深化。为了强化司法的有效性和明确的法律预期，减少腐败和加强对法官和托管人的培训也非常重要。”从目前形势来看，我国需要出台一部能有力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破产法》，同时我们也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对《刑法》中有关贷款欺诈的规定进行修订，以及进一步提高和改进会计准则。建立正常的金融秩序，建立财务硬约束，支持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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