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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模式VS温州模式 谁是未来中国经济的选择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1月13日 17:54 《英才》

  文.钟朋荣

  车间主任经济VS老板经济

  中国区域经济有多种发展模式,其中,青岛和温州是两种比较典型的模式。

  青岛区域经济主要靠大企业支撑。在青岛有海尔、海信等十大集团。他们的贡献占整个青岛经济的50%以上。相比之下,青岛的民营经济并不怎么发达。

  温州区域经济主要靠小企业支撑。温州有近10万家中小企业,他们对温州经济贡献率高达90%。由于历史原因,国家对温州很少有投资,温州几乎没有什么大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

  如果把青岛经济和温州经济比作两片森林,则青岛经济这片森林主要是由几棵大树支撑起来的,而温州经济这片森林则主要是由众多小树支撑起来。

  青岛模式和温州模式是两种经济组织形式。在青岛,较多的经济活动被少数大企业纵向一体化或横向一体化,即用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代替了企业之间的市场协调。在温州,除邮政、电信、电力、银行等部门外,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由众多的中小企业分散进行。大家分工很细。如打火机,一个小小的产品由几百家企业分头生产,有的企业只生产打火机的弹簧,有的只生产外壳,然后通过市场交易进行组装。因而温州经济是用企业之间的市场交易代替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

  结果,在温州老板比较多。每个企业就算只有一个老板,在温州就有10万个老板。一个打火机、一双皮鞋、一个低压电器产品,都是由众多老板生产出来的。这种经济可称为老板经济。在青岛则是车间主任多,分公司经理多,一个产品是由众多车间主任、分公司经理生产出来的。这种经济可以称为车间主任经济。

  老板与车间主任的区别在于:

  前者只拿少量奖金。车间主任一月创造1000万的效益,公司总部可能只给他10万、20万奖金;而老板创造1000万、2000万效益,全部归自己所得。因此,后者的动力比前者就大得多。如果把老板比作火车头,把车间主任比作火车厢,则在青岛,一个火车头拉了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火车厢。而且,有些火车头还不一定是真火车头。比如海信是国有企业,周厚健并非真正的老板,他也是工资劳动者,也是火车厢。只不过,因为周厚健本人奉献精神比较强,他通过职能错位,假老板当作真老板,将国有企业作为自己的企业来打理,才使海信这一列车有了一个动力很强的火车头。

  在温州,一列长长的火车被拆开,每节车厢上加了一个火车头。结果,整个温州经济的动力很强。

  老板所生产的零部件,是通过市场交易进行配套的,生产同一种零部件的企业不只一家,而是有数十家,只有那些质量最好、价值最低的企业才能优先出售。在这种竞争性配套体制下,企业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迫使他们不断创新,不断进取。车间主任所生产的零部件,是垄断性配套。即使成本高一点,即使质量不是最优,最后也得用上。由于内配,车间主任就很少有来自市场的压力。

  两种经济模式的直接表象是,在温州是老板多,创业者多;在青岛是打工仔多,连张瑞敏也是一个高级打工者,因为海尔不是他的,他只是海尔的职业经理人。

  两种经济模式的最终结果是,温州的富人多,青岛的穷人多。在温州,有近2000亿民间存款,有1000多亿现金,再把各家各户的厂房和楼房加起来,整个温州的民间财富不会少于一万亿。而青岛因为打工仔多,大家都是工资劳动者,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比起温州来自然会少得多。在温州,包括机场在内的许多基础设施都有民间投资,有些基础设施甚至主要靠民间投资。而在青岛,大量的海滨别墅闲置,买者主要是外地人。

  儒家文化VS永嘉文化

  在青岛与温州两个地方之所以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影响。

  从历史看,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对青岛有较多的投资,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后,青岛经济是在原有的国有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因为有国有企业,青岛人有地方上班,有地方拿工资,一般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自己创业。

  而温州则不同,因为那里与台湾较近,在台海关系较紧张的情况下,国家不可能在那里有大量投资。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国家对温州投资很少,温州的国有企业也就少,再加上温州人均不到三分地,为了生存只能大家自己创业。

  从文化渊源来看,青岛作为山东的一部分,作为孔圣人的故乡,儒家文化比较浓,企业家的政治抱负比较强。而在温州,则主要是永嘉文化,这种文化使人具有较强的创业意识和打拼精神。

  近年来,我国上上下下都在喊一个口号,即“做大做强”。但我国企业界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是做大做亏,做大做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企业规模越大,管理层次就越多,加上企业分布区域更广泛,委托——代理链条就延长,在一根根较长的委托——代理链条上,集结着众多的有可能捞一把就走的人,即所谓的代理人。

  在这里,之所以用“有可能捞一把就走”来描述代理人,其中包含了以下几点:

  其一,代理人有决策权,具备了捞一把就走的有利条件;

  其二,代理人有信息优势,他可以用所掌控的信息优势欺骗委托人。当他捞的还不是很多的时候,委托人很难发现,继续委以重任;

  其三,如果整个社会信用环境很好,如果代理人的职业操守很好,他不会辜负委托人的期望,不会捞一把就走;如果整个社会信用环境较差,如果经理人素质较差,则他一旦有任何权利,都会放大使用,以权谋私。

  其四,国家的法制是否健全,执法是否严。如果法制健全,执法较严,代理人的任何违规,都会受到法律严惩,则绝大多数代理人有了权利之后,都不敢捞一把就走。比如,如果国家有职业经理人的竞业限制,即离开现有企业之后,几年之内不能到竞争对手的企业工作,则整个社会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把企业技术和客户带走,自己另起炉灶,与原有企业对着干。

  其五,管理水平。如果企业的管理水平很高,企业长大一倍,管理水平提高1.5倍,这样,即使管理层次较多,委托——代理链条较长,代理人也没有多少空子可钻。

  以上说明,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代理人具有“捞一把就走”的条件,企业规模越大,委托——代理链条越长,有可能“捞一把就走”的人就越多;这种可能是否变成现实,在多大程度上变成现实,那就看这个社会的信用环境,职业经理人的素质,法制状况,管理水平等。而目前的中国社会,信用状况并不理想,职业经理人的素质有待提高,法律有待完善。正因为如此,我在前几年曾提出在当年的中国社会,在相当一部分行业内,“小狗经济”有优势。浙江经济之所以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浙江的许多产品之所以具有国际竞争优势,能把美国、日本、欧洲的企业打败,就是因为家族模式是浙江经济的主体。

  当然,“小狗经济”也有劣势。比如,嵊州市有1000多家企业做领带,有近百个品牌。但是没有一家企业能像海尔或海信这些大象,能挥出几千万创品牌。没有哪一家企业能拿出几千万或几个亿在全国甚至国外建市场体系,没有哪一家企业能拿出几千万进行科研开发。

  取长补短的具体办法是,在青岛的一些大企业,可以通过业务外包,在大企业周边,在整个青岛养出一大批“小狗”,培养一大批老板,然后用较低的市场交易成本来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把一部分经济由车间主任经济变成老板经济。

  在温州,甚至在整个浙江,需要在众多“小狗”中尽快长出几只“老虎”。这方面,柳市镇已经很成功。该镇从众多小型低压电器企业中,成长出了正泰和德力西两家大企业,即在一群“小狗”中,长出了两只大老虎。既保留了家族模式的优势和小企业的活力,又有大企业进行资源整合,在国内外建渠道,创品牌。这样的生态,应该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企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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