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若石：从全球经济体系看美元贬值

　　清华大学伟伦特聘教授 侯若石

　
图1

　　以一般常识来说，全球经济体系是由全球贸易体系、全球金融体系和全球生产体系等三个部分组成的。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综合计算，美元已经贬值了65%。(见图1)。这 段时期恰好是全球经济体系三个组成部分形成、发展和整合的过程，美元贬值也就逃脱不了与这个体系的干系。从全球贸易体系看，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贸易逆差。从全球金融体系看，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体系因此而瓦解。从此，美国难以继续保持美元的强势地位，埋下美元贬值的伏笔。从全球生产体系看，20世纪80年代，日本以丰田公司的“精益生产方式”打破了美国福特公司的大规模生产方式的神话，制成品大举进入美国市场，美国贸易逆差大幅度攀升，美元随之大幅度贬值。20世纪90年代，为应对国际竞争，美国企业以外包方式重构全球生产体系，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为其转移加工制造生产的主要地域，贸易逆差也主要发生在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中。由此，进入21世纪，美元又一次出现贬值趋势。2004年，贬值势头不减。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统计，从10月中旬至12月初，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已经贬值7%。有人说美元持续贬值说明美国经济地位的衰落，但它仍然全面主导着全球经济体系。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美元仍是国际储备货币；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美国依旧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外直接投资流出国，它名下的跨国公司控制着电子、汽车和纺织等多个行业的全球生产价值链条。由于美国的主导地位，美元贬值就不能不影响参与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和地区。最起码的伤害是，其他国家的出口产品和服务价格上升，损害了国际竞争力；与其他货币相比，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和个人的财产价值减少。因此，美元贬值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一系列被世人格外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美国外债持续增加

　　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他们有的是钱，美国更应该是这样。然而，生活富裕的美国人要靠举借外债度日。

　　美元贬值是美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相伴随的。据估计，2000-2004年，美国的贸易逆差翻了一番，从3780亿美元增加到6730亿美元。2000年，财政赢余相当于国内总产值的2.5%，2004年，财政赤字相当于国内总产值的4%。这就是所谓的双赤字现象。

　　尽管美元一贬再贬，美国的贸易逆差却有增无减，由此造成的经常项目逆差，从2000年的4130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6790亿美元。如此巨大的资金缺口自然是由国外资金的流入来祢补(见图2)。2000年到2004年，美国的国外资金每年的净流入从4771亿美元增加到5694亿美元。这些资金从何而来？由于利率偏低，加之经济不景气导致收益率下降，私人资本撤资。美国的股票投资流入从2000年的931亿美元变为2004年流出980亿美元，直接投资从流入16210亿美元变为流出1308亿美元，于是要靠举借外债。其他国家政府和私人购买的美国国库券从2000年的1015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2069亿美元。其中，东亚国家和地区中央银行用外汇储备购买的美国国库券不断增加。经过多年积累，美国的净外债已经达到42690亿美元。其中，外国中央银行购买的国库券累积达到12380亿美元。

　　原来如此！阔绰的美国人并没有大把美元支付每年不断增长的进口，而是运用在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花外国人的钱维持的。在经济统计意义上，经常项目逆差是与一个国家的储蓄缺口一致的。美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低储蓄率国家。他们自己的储蓄不足以支付消费和投资，由此造成巨大的资金缺口，即经常项目逆差。形成这个缺口的原因，除了美国人寅吃卯粮的消费习惯之外，政府的财政赤字是主要因素。布什政府上台接过来的是财政赢余。经过四年大手大脚地花费，财政赤字十分严重，他把强势美元政策改为贬值政策。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巨额外债并不能因此而减下来。

　　

图2

　　二、美国地位受到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元也曾经出现过升值的现象，经常项目逆差有所减少。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美国保持了强劲的对外直接投资势头，海外利润收入增加；二是通过重构全球生产体系，把加工制造生产转移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节约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国际竞争力，但是储蓄缺口仍有有增无减。目前，美国的外债已经相当于国内总产值的280%，其水平已经接近巴西和阿根廷发生金融危机的危险点。尽管美国与这两个国家的情况有别，但也潜伏着金融风险。而且，美国企图以美元贬值解决贸易逆差问题遭遇新的挑战：美元可能失去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现在，美元贬值，与其说是为了减少经常项目逆差，不如说是为了减轻外债负担。但是，由于美元贬值，与其他货币相比，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和个人的财产价值减少。于是，抛售美元资产渐成气候。2004年11月底，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的中央银行分别宣布将减持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一旦形成多米诺效应，各国中央银行把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兑换为其他货币，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将危危可及。要知道，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目前，美元在全球的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重已经从80%下降到65%。

　　更要命的是，在各国中央银行总共531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有4410亿美元用于补充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如果美元失去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它可能面临举债无门的危险境地。根据人类历史经验，这一提示并非不可想象，更非耸人听闻。按照西方的观点，两千多年来，处于主动地位的国际货币已经更迭多次：从古代的罗马货币代替拜占廷货币，从大约60年之前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储备货币。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总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但是，在后来的40年中，英国一直保持净债权国的地位，英镑仍然是国际储备货币。直到20世纪40年代，英国沦为净债务国，英镑才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历史的经验说明，净债权国是决定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核心因素。欧元区国家的经济总量与美国不相上下，而且处于净债权国的有利地位，已经对美元地位提出挑战。人们不禁要问：美国早已成为净债务国，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还能保持多久？

　　三、全球体系需要整合

　　解决美国由经常项目逆差带来的美元贬值问题有一个传统思路：让美国人增加储蓄，控制消费，特别是削减政府消费，从而消灭财政赤字。克林顿政府曾经有所作为，布什政府则走了回头路。看来，此举不是不可行，而是贵在坚持。作为长期任务，美国必须沿着这条传统道路走下去。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们应该同时考虑一个全球性解决方案。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既然美元贬值与全球经济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密切相关，解决问题的出路还在于全球经济体系的进一步整合。

　　由于巨额贸易逆差，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的主导地位已经遭遇挑战，由于美元贬值和巨额外债，它在全球金融体系主导地位也面临危机。依靠技术领先和生产组织方式领先，美国在全球生产体系的主导地位似乎还没有动摇，但也问题成堆。

　　就全球贸易体系而言，坚持实行公平而自由的多边贸易体制是题中应有之义。美国面对巨额贸易逆差，让贸易保护主义死灰复燃是无济于事的。为此，WTO发展回合谈判应该尽快圆满结束。

　　就全球金融体系而言，二战结束后的新型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体系的建立，顺利地实现了美元取代英镑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转换。20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议”对稳定当时世界主要货币汇率的波动也有一定作用。现在，当务之急是抛弃以邻为壑的单边主义汇率政策，实行主要货币汇率的全球多边协调，防止美元贬值和美国外债负担危及全球经济体系的稳定。

　　就全球生产体系而言，美国企业重构全球生产体系，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为加工制造生产的主要地域，大量制成品输入美国，对美贸易出现了巨额顺差。于是，有美国学者提出了一个名为“第二布雷顿体系”的解决方案，内容是用东亚的出口赚来的外汇储备支持美国的外债(见图3)。实际上，这是一个现在已经实行的办法。一方面，东亚国家和地区生产制成品供美国人享用；另一方面，还要东亚人为此买单。天下哪有如此便宜的事情！

图3

　　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美国企业掌握着技术和营销渠道，发展中国家只从事加工制造生产。美国企业对转让技术和诀窍十分吝啬。更有甚者，美国政府还严格限制技术转让，实行苛刻的货物和服务出口限制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美国的贸易逆差是这些出口障碍造成的，中美目前的贸易格局就是如此。出于狭隘的政治利益考虑，美国坚持此政策多年，无异于作茧自缚。仅靠全球金融体系的资金，美国的路越走越窄。如果从整合全球生产体系出发，美国能够放开技术出口，取消出口限制，不但可以增加技术收入，也可以增加美国企业在全球生产体系的利润收入，经常项目逆差就可望缩小。

　　“条条道路通罗马”。全球性解决方案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不但是全球贸易体系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问题，也是全球生产体系的问题。抛弃政治偏见，全面整合全球经济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才能寻找到解决美元贬值和美国巨额外债问题的新方案，用增加国内储蓄、压缩国内消费的办法就更能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