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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振华
时下呼吁企业家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是一个时髦的话题，提出这一问题的角度形形色色：比如针对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拒绝设立工会、某些企业制假卖假、企业和企业家对社会捐助慈善事业不热心、企业拖欠压低民工工资等等不同现象，提出了相同的批评指向——这是企业家不讲道德、缺乏相应的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问题的提出是很正常的，这也是一个老话题了，在中国的传统伦理中从来就有所谓“义利之辩”，在西方的传统里，始自于现代经济学的老祖宗斯密，关于社会人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
现在老话重提，有一个深刻的时代背景，是当下的中国正面临所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转型的时代里，伴随着市场力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传统伦理价值被逐渐消解，而新的伦理体系尚未确立。相对于中国人而言，“市场”是一个舶来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须有与之适应的道德基础，这是确之无疑的。
但是，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如费孝通先生所论证的“私性的社会”，人际交往半径局限于血缘亲疏的人伦关系范围，而市场社会的繁荣要求市场秩序不断向外扩展，市场秩序扩展的过程也就是以价格为媒介、人际交往范围不断扩展的过程，这需要人与人之间遵循基本的交往伦理。为此，构建与市场社会相适应的责任伦理，对企业家提出相应的道德伦理要求是必然的。
可是，在当下流行的话语模式里，往往存在着以一种价值消解或取代其他价值的趋向。在呼吁企业家责任逐渐成为主流话语的同时，其中隐含的一种逻辑论说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是构建有秩序的市场社会最为重要的因素，只要企业家具备了相应的社会责任感，市场秩序就能够完美无缺地建立起来。
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只是一种道德论说，无限放大“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实质上是一种“唯道德主义”。道德要成为有效的约束力量，有赖于每一个个体对普世性的伦理准则有着共同的认同，并在实践中能够自觉地遵循这些准则。可是，道德自律只是一种自我的内省和自我的反思，而不是强制性的第三方约束，本质上是一种“软”约束。
市场秩序的扩展是一种“公共活动”，维系公共领域的有序、更重要的是依赖于社会规则的运行，企业或企业家以追求利润为天职，为此而“不择手段”，绝不是道义谴责可以杜绝的。文明社会里，约束个体人的是“心中道德”、约束社会人的是公正的法律。
以上论说并非是要消解市场社会的道德要求，恰恰相反，如果认同“市场经济”是一种“好”的社会秩序，正是因为“市场经济”有着严格的道德基础，这至少包括充分竞争、自愿交易、诚实守信等等道德要求。而现代社会早已将此类道德要求，外化为市场参与者的基本权利。比如在国际、国内范围内，《国际劳工组织宪章》、《反垄断法》、《劳动法》、SA8000认证体系等法律或规约，已经将市场参与者的基本权利显性化、明确化。
市场秩序的扩展有赖于权利的先行，自愿交易的本质是权利的交易，没有初始的权利界定，交易就无从谈起。所以，构建市场的前提是明确市场参与者的权利，无视交易双方的权利而强行发生的交易，不是市场行为，而是强取豪夺。
以企业拖欠压低民工的工资为例，表面上看起来，是无良商家的失德，但是在这一事件的背后，更要害的社会关系是企业侵害了民工的基本权利。企业拖欠民工工资，是违背了基本的市场契约，我国《劳动法》等相应法规对此有着明确的规定，这是确之无疑的侵权行为；企业压低民工工资、跨国企业拒绝成立工会，是剥夺了工人参与市场谈判的权利。
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规约企业的失德行为，须依赖于法治的先行，仅仅着眼于企业的责任伦理建设，是以伦理取代法治、以道德消解权利。在这个意义上，一味诉求于企业伦理责任的存在与否，无形中陷入了一个伪问题的争论。
(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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