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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汉歌／文
经济学家要想走出书斋在媒体上发表观点就必须谨慎行事，并随时准备接受公众的审视与追问，同时还要放下自己的高姿态，始终保持学者的独立、客观与公正，切不可站错位置说错话。
最近，北大的两位经济学家由于各自发表了一番高见，又成了舆论批评的靶子：周其仁教授因为大谈超英赶美，相信“18年后中国的人均GDP可以向美国叫板”、“75年以后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是中国”，被指为是一种“经济学意淫”，在做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简单算术题，把自己的智力降格为“吃饱了撑的”；厉以宁教授认为“不能简单地利用高税收杀富济贫”，提出要“把大部分农民变为中产者”，被抨击为混淆逻辑，哗众取宠，反映了经济学家的大跃进心态。如果再联想到前一段张维迎教授在“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开幕式上回应郎咸平，发出“要善待对社会作贡献的企业家”的呼吁后，有评论家指责其“站”错了地方，失去了“学者的独立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经济学家几乎是只要张口说话，立即批评如潮，简直到了“过街耗子，人人喊打”的地步。而认真听听这些批评或质疑的声音，虽然有些难免失之偏颇，但大都不无道理。我不禁纳闷，经济学家这究竟是怎么了？
我们之所以相信经济学家，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有可能相对独立、客观、公正地研究经济并进而正确引导经济的发展。在我们这个一切围绕经济转的时代，相信没有人会对经济学家的能量产生怀疑。早在1937年，凯恩斯就这样说过：“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的统治世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源，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形成，使得经济学成为一种神话，也让经济学家获得了某种实际上的话语霸权。经济学家日渐成为一种符号或象征，在政府与公众遭遇复杂的经济困惑而一次次将求助的目光投向经济学家的时候，他们也在浑然不觉中承受着经济学家施加其上的符号暴力。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经济学家的这种话语霸权开始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其它学科的学者因为学科觉醒而对整个社会科学学术格局的解构，从而使经济学神话被打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经济学家在飘飘然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所谓的“学究谬误”，发出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惊人之论”。而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经济学家有可能丧失其独立、客观、公正的学者地位，沦为某些利益团体的工具和代言人，从研究经济、引导经济异化成为操纵经济、利用经济。真理总是惟一的，失去了客观性的经济学家不可能把握真正的经济规律，也必将受到其他学者以及公众的质疑。正是在这种挑战与质疑中，经济学家的权威逐渐消解，公众也开始从专家迷信与崇拜中走出来。经济学家作为一种符号，虽然依旧巨大，但却日益空洞。
因此，无论是从更好的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来说，还是从维护自身应有的学术尊严来看，经济学家都应该对自己的身份高度敏感，在种种诱惑与危险面前加强学术自律与道德自觉。媒体是公众交流的平台，经济学家要想走出书斋在媒体上发表观点就必须谨慎行事，并随时准备接受公众的审视与追问，同时还要放下自己的高姿态，始终保持学者的独立、客观与公正，切不可站错位置说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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