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我国外贸发展过程中的六大问题(2)

　　4.支持出口无需千方百计，关键在于理顺机制

　　扩大出口是我国的长期战略，不应拘泥于外贸依存度的高低。

　　在以往我国出口竞争力还不够强的形势下，我国采取了很多政策措施来支持出口。特 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出口形势极端严峻，政府为此提出了“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的口号，并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措施。这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近年来，我国外贸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扩大出口已无需继续强调“千方百计。”首先，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承诺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不能再采取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出口支持政策；其次，我国出口竞争力大幅提高，出口连续几年保持高速增长，我国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也相应大幅提高，出口支持不再需要“千方百计”；第三，我国已进入贸易磨擦高发期，出口的外部环境日益严峻，继续追求出口数量增长的负面作用将越来越大，继续提“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口号，也不利于我国改善与他国的经贸关系。

　　今后，出口必须从数量扩张型转变为效益增长型，而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理顺机制，以合理的机制引导出口结构升级。

　　当前我国外贸制度与政策中尚存在一些机制不顺之处，难以穷举，仅以出口退税政策为例。

　　出口退税是符合WTO规则的一种国际惯例。1985年我国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1994年税制改革后，出口退税对出口的影响越来越大，出口退税涉及到“是否足额”、“是否及时”及“谁来承担”三个方面的问题。2004年以前，出口退税最突出的问题是退税不及时，到2002年底，累计欠退税达到约2500亿元。2004年中央政府下决心解决了出口欠退税问题，对促进出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大面积降低出口退税率和实行地方政府超基数分担机制，则引发了新的问题：对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取消出口退税，无疑有利于改善出口产品结构，但对一般出口商品下调出口退税率，则不利于改善贸易结构。例如，出口一般电子消费品，退税率只有13%；在国内采购电子零部件，将令最终产品出口企业负担4%的增值税，但从境外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口电子零部件，则可以不征不退。因此，最终产品出口商转向采购境外电子零部件，直接打击了国内零部件生产商，或要求上游供货商先出口再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口，加剧所谓“货物境外游”，人为增加了生产成本，扭曲了货物流向。2003年前三季度“境外游”进口增长56%，远高于进口增长的平均速度，对进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左右。

　　地方政府超基数分担出口退税引发的负面影响更应引起高度注意：一是地方政府可能限制本地外贸公司收购外地产品出口，因为增值税是一个链条，交纳时生产环节的各地政府均可分享，但退税时只由出口地政府分担。这会加剧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二是地方政府鼓励企业采用“货物境外游”，人为增加了企业成本；三是地方政府要求企业采取加工贸易方式，将国内采购转向进口上游零部件，打击了国内上游产业，与我国产业升级和贸易升级的目标背道而驰。

　　由此可以看出，政策制定在当时往往顾及主要政策目标，但可能伤及其他政策目标。随着形势的变化，原来的主要政策目标可能变为次要目标，而原来的次要目标则可能变为主要目标，因此，政策必须及时清理与调整。随着我国外贸出口战略从数量增长型变为效益增长型，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就成为首要目标。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对现行政策与体制进行调整，以确保政策手段与政策目标的一致性。

　　5.贸易强国：中国外贸发展的未来目标

　　从进出口贸易的数量与金额看，我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出口产品结构来看，低附加值商品所占比例较高，加工贸易在华价值链不长，自有品牌产品比重很低，从事出口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不高，贸易磨擦日益增加，出口环境日益严峻。要想解决对外贸易中存在的这一系列问题，就不能再继续追求外贸发展的速度，而要将未来发展的目标转变为成为贸易强国。

　　什么是贸易强国呢？我想至少应该具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出口产品结构以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第二，在出口产品的价值链上，本国从事较高价值活动；第三，本国企业掌控出口产品的关键技术、品牌及国际销售渠道；第四，出口企业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能够及时因应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

　　在当今全球化分工细化的形势下，发达国家正越来越多地将一些所谓“高科技”产品的低附加值生产活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些活动往往是最终的组装环节，因此可能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成为“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国，但我们不能被这种贸易结构升级的幻象所迷惑。透过这种贸易结构表象的变化，必须看到，这样的“贸易结构升级”，不会令一个国家真正成为贸易强国。

　　能否成为贸易强国，从根本上取决于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因此，当我们探索如何走向贸易强国之路时，贸易政策必须有所作为。但仅局限于贸易政策是远远不够的，更为关键的是，要充分发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其他相关政策的作用，包括投融资政策、产业政策、利用外资政策、科技政策等，同时加强包括贸易政策在内的各种政策的协调统一，消除不同政策之间的矛盾与不协调，这些就是未来我国政策调整的关键。这就要求我国必须下大力气打破部门分割与地区分割，将部门利益、局部利益引导到发展贸易强国的方向上来，理顺政策与体制，避免政策手段与政策目标的脱节甚至背离。

　　6.掌握全球资源配置的主导权，是实现贸易强国目标的关键

　　说起我国贸易结构的不利之处，我们常听到不少诸如此类的故事：中国机床企业可以生产出高质量的传统机床，外国大公司购买我国的机床，加上数控设备，就变成了高价值的数控机床，在国际市场销售甚至返销回中国；我国出口数台传统机床，才相当于一台进口数控机床的价值。

　　在对此类故事唏嘘感慨之余，我们不妨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跨国公司可以低价采购我国的机床，再加工成高价值的数控机床，而我国企业却不能采购国外的数控设备，加在自己生产的机床上，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出售高价值的数控机床呢？这背后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深刻的差异，即谁是全球化时代资源配置的主体。我们常说，参与全球化可以让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但种种现实都说明，迄今我国还没有真正掌握全球化时代资源配置的主导权，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企业是被西方跨国公司配置的对象。

　　跨国公司是全球化时代配置资源的主体。2001年，全世界6.5万家跨国公司及其85万个国外子公司，其销售额达19万亿美元，超过该年世界出口额的两倍以上，包括跨国公司间和公司内贸易在内，涉及跨国公司的贸易大约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3。全球85%以上的专利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正是认识到跨国公司在全球化时代的巨大竞争优势，在企业层面上，实现国际化经营就日益成为企业的战略选择。在国家层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发展基于本国的跨国公司的重要性。

　　中国是全球化时代迅速崛起的一支新生力量，发展本国的跨国公司对于实现贸易强国的目标具有重大意义，如果没有一大批基于中国的跨国公司，未来我国贸易额再大，我们也难以成为贸易强国和经济强国。要想在较短的时期内掌握我国所短缺的技术研发能力、海外销售渠道、境外战略资源等等，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是一条捷径。

　　目前我国一些大型企业已经具备了跨国经营的实力，从应对全球化竞争的角度出发，跨国经营也是这些企业的必然选择。例如，我国著名家电生产商TCL通过并购法国汤姆逊公司的电视业务，一举成为世界最大的彩电制造商，通过并购不仅获取了汤姆逊公司原有的彩电制造能力，更重要的是，同时控制了其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三个研发中心，拥有了世界一流的彩电研发能力。TCL还并购了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一举获得了手机研发能力。知识产权将是我国未来贸易发展的重要制约，获得这些研发能力对于提升企业未来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同时，TCL还借此获得了海外销售渠道，一举进入了发达市场彩电分销的主流体系。另一家国内著名电脑生产商联想集团则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成为全球第三大个人电脑供应商，掌握了原IBM所有的个人电脑研发能力。这两家公司只是近年来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代表，还有不少其他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案例。当然，对这些企业而言，目前尚处于并购后内部整合的关键时期 ，能否顺利地完成内部整合，将决定他们能否最终成为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我国政府认识到了发展跨国公司的重要性，已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近年来，政府相关部门简化了对外投资的审批程序，下放了审批权，出台了境外投资的产业与国别指导目录，为企业对外投资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但是，我国的现行体制并不适应总部基于中国的跨国公司的运作，不少国内企业的国际化平台均是其设立于香港等地的子公司。在外汇管制的条件下，资金不可能自由进出，同时商务人员的出入境、货物的出入境都存在很多不便之处，企业不可能高效地配置资源。

　　在整体体制难以在短时期内改变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像当年开办经济特区一样，选择一批内部治理结构有效、有活力、有潜力的大型企业实行跨国经营试点。对这些试点企业的跨国经营在外汇管理、人员出入境、货物出入境方面尽可能地给予便利。同时，我国已经出台了很多支持和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但受益企业太过分散，不利于发挥政策效能。因此有必要将这些扶持政策向试点企业倾斜和集中，提高政策效能。

　　尽管人们对韩国政府曾经实行的“扶优扶强”(pick winner)政策多有批评，但如果没有当年韩国政府的扶持，很难想象今天韩国会拥有一批像三星、LG这样的具有一流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韩国经济的整体国际竞争力也难提升到今天这种水平。作为一个后起者，我们应该吸取韩国扶持本国跨国公司的经验教训，发挥扶持政策之长，避免其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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