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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
据1月7日中新网的消息，香港立法会日前通过动议，要求港府撤销单一招标发展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取消兴建天篷，延长咨询期6个月。尽管有关动议并无法律约束力，但港府发言人说：“政府现正就西九龙文娱艺术
区发展计划进行公众咨询，行政和立法机关都应持开放态度，提供广阔的空间让公众发表意见，而不应过早下结论。”香港政府表现出的开放姿态，表明西九事件正在朝良性的方向发展。
继红湾事件、领汇事件之后，西九文娱艺术区发展计划又成了香港社会争论的焦点，很难在近期降下帷幕。可以说，不管香港民众对该事件的看法如何分歧，不管有人斥责该事件如何政治化，但该事件所凸显的现实意义值得内地借鉴。
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市场的有效运行需要一个公平公正的交易平台和游戏规则，保证所有的人可以自由地进入市场，形成竞争性秩序。这种规则需要政府来提供，但政府并非抽象的概念，政府是由私利最大化的个人组成，它本身可能会侵害公众利益。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所指出的，政府既是社会经济增长动力，也是它停滞之根源。因此，依靠法治，通过制定完善的宪法，让立法系统和司法系统来制衡政府权力，建立有限权力的政府，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
具体到西九龙文娱艺术区项目，香港政府经过多年研究，确立了该项目的单一发展模式及文娱艺术区的整体布局、设计灵魂，并声明有信心确保公众利益得到充分保障，绝不容许建设者牟取暴利。
但其依据何在呢？这片香港九龙区土地之王的地段，其市价到底值几何？政府方案所认可的价格就是市价吗？肯定不是。市价是市场交易双方成交的价格，土地没有进入市场，哪里来的市价呢？土地的价格不确定，该项目核心问题就没有解决，大众利益的公正性与保障根本就无从谈起。
作为香港人重大利益的西九项目，香港政府声明能够确保公众利益得到充分保障。这种保障从何而来？香港政府会签订相关合约，并用香港现行的法律来保障合约的履行。但如果这种合约不是社会不同利益集团反复博弈的结果，而是根据政府的一个研究方案来决定的，那么所订合约如何才能保证合约初始界定权利的公平呢？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在每一个重大国家利益的面前，都必须先由国会立法来进行。如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的储蓄信贷会危机，经济学家、金融专家、企业领袖都理智地参与讨论，剖析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提出解决方案。各界人士公开辩论达成共识后，再由国会立法，付诸实施。由于业者和有关人士在立法的过程中都亲自参与其事，充分了解改革的内容，各方利益达到均衡，大众利益方得以保障。而如果法律制度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捕获，那么写在纸上的法律和法律实施之间就会存在巨大鸿沟。
对于西九项目，尽管香港政府进行了长时间研究，提出的方案也十分新颖、专业，耗费了不少人力物力，但该方案完全是香港政府自身研究的结果，政府认为该方案会保障公众利益，但香港民众并非如此认为。所以，政府方案一出来即引起香港社会强烈的反应，这并非用政治化就可解释的事情，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方案没有经过民主的程序达到香港整个社会利益的均衡。
因此，香港政府放弃以往的单一发展模式，虽然会浪费一些早期开发研究的人力物力，但却是最明智的选择。现在，香港政府内部已经持开放态度，不再坚持以单一招标方式发展，不仅表现了香港政府体制的现代化程度，也预示着该项目朝未来更好的开发迈出最为重要一步。
还有，对于西九项目，有人说，“饭应大家食，多人参与，价钱也高些。”其实，这种观点把公平与效率放错了位置。在市场中，所强调的公平，仅是交易规则、交易起点的公平，交易者在同一个平台进行竞争。在公平的游戏规则下，西九项目最后定案、由哪一家或几家企业来做，完全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也就是说，对于西九项目土地的竞争，可能增加进入者的人数，但不是进入者人人平分，而是通过较多的进入者竞争来选择更适合的竞争者。
香港西九事件，并非仅是用政治化就能够解释清楚，它凸显出现代民主程序与现代政府治理的意义——对于涉及到社会重大利益的事件，必须通过民主的立法程序来辩论、来反复博弈，这样才能达到整个社会多数人利益的均衡。在这过程中，由于政府是制度规则的提供者，因此必须约束与限制政府的权力，减少它对大众利益的掠夺、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政府的权力来把其利益制度化与法律化。香港政府在西九事件中所表现出的这种范式，是内地各级政府走向现代化的最好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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