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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不能说本次经济景气循环已经结束，至少我们对“软着陆”还有着殷切的期盼。到公布9月的统计数据，CPI增长为5.2%，环比下降0.1% (据称是因为秋粮上市)，而生产资
料的价格依然保持刚性，甚至又重新抬头的迹象，包括钢材、铝材等重新攀上价格高点，而下游的消费品价格，尤其是前几年大打“价格战”耐用消费品在成本传递下已经不堪等待，选择了集体提价。显然，生产资料价格、商品出厂价格与居民消费品价格之间的走势，出现了背离。
——扳倒了葫芦瓢又起。那么，宏观调控应该调控哪一个呢？到2004年 10月29日，央行终于选择了加息，而主流媒体的评述是“经济调节手段是宏观调控的重要补充”——本末倒置。
看来，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已经习惯了包含行政色彩的“宏观调控”。 20多年的改革开放，尽管经济起起伏伏，但中国还是有幸避免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宏观调控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至少宏观调控消除了恐慌心理(恐慌心理是重大经济危机的根源)。正如“投资拉动型的经济成长”模式，既发挥了“政府主导经济”的优势，也培育了“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生存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宏观调控和投资拉动能消除潜在的危机和形成危机的要素，相反，行政性经济管理政策是导致危机要素形成的重要起因，并且导致了经济成长对“宏观调控”形成了严重的依赖、对投资拉动永远的吮吸。当危机的要素积攒到一定的量值，终将发生“质变”而触发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全面爆发。
回到经济政策的制定上来。
宏观经济研究的和政策制定的前提是真实、完整、连续的经济统计。目前中国只有一家机构发布全国性统计数据，而当基层、民间甚至理论界对 “统计”莫衷一是的时候，不能产生“伟大的”宏观经济学家也就不足为怪了。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中国经济迫切需要符合现阶段中国特点的中长期宏观经济理论，依据国际成熟市场经济的理论在指导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总会在中国特定的经济环境下失效。但需要指出的是，微观经济理论可以试点，宏观经济理论不可能试点，因为宏观经济试点失败的成本，是国民“不能承受之重”。
对于宏观经济管理，我国需要政府和“非政府官方机构”参与其中，这些“非政府官方机构”可能包括统计、审计与中央银行等，以实现经济政策的连续、平稳和制衡关系。我国在宪政上已经平稳实现了分权制衡的结构，预计在国民经济管理上，也会形成“有效的突破”。
(作者系曼图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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