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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经济成长的综合成本高
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体系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经济资源的匹配。而作为“追赶型”经济体系，中国长期以来依靠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依靠行政手段来调节生
产要素、经济资源的分配，高投入、高材耗、高能耗导致经济成长综合成本高昂。
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企业的高负债率，国内企业经营规模扩张，不是依赖自有资本而是“分享”扩张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充分利用了银行贷款。在短期负债面前，企业只能恶性追求数量上的膨胀，商业风险自然转嫁到银行身上。而中国现行的企业会计制度，由于对固定资产、库存、投资、应收帐减值准备不充分，虚增了资产和账面利润，降低了实际资产负债率，纵容了企业进行高负债运行，使得整个经济体系处于高风险状态之下。
在非连续性经济政策体系下，在行政调控经济面前，通过往来负债关系，企业——包括非公企业——呈现出俱荣共损的局面。荣的时候大干快上抢项目，损的时候死拖硬扛赖银行。“做大了死不了”成为企业界的共识，不少企业摆出了一副“你不出政策救我，我就死给你看”的泼皮架势，而经济资源的中心体——银行又不能代整个社会来承受这样的风险，反过来迫使经济政策调整，迫使经济重新走上“快速增长”的道路，用经济总量膨胀来反刍消化太多的“投资递延”、“库存递延”、“应收帐递延”和“供给递延”，而当期已发生的投入、材耗、能耗和自然资源损失，都成为“投资拉动”的牺牲品，计入经济成长的综合“沉默成本”。
——每次经济政策的“救死扶伤”都纵容了经济成长依赖的习性。
四是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环境下，经济体制深入改造的社会成本过高
从就业看，年均增长8%的速度带来的是年均新增就业岗位800万个左右，相对与7.51亿总劳动力人口和1.77亿待就业人口，只是杯水车薪，而统计的城镇失业率却在增长(由1999年的3.1%上升到2003年的4.3%)，它降低了居民对长期就业的信心，抑制了居民中远期收入预期。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弹性系数下降，反映出经济成长已经不再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必然基础。而没有充分就业，有效需求的增长就难以实现。
由于近10年来农民从农业中不能获得收入增长，农村对人口和劳动力的吸蓄作用日益下降。虽然城镇化进程有利于提高全民生活质量、推动农业集约化经营、提高土地利用率等诸多优势，但城镇是否具备承纳大量农业人口和劳动力的能力将成为这项政策成败的关键，城镇失业率的攀升使原本分散的各种社会、经济矛盾逐渐集中，其爆发的力度大大强化了。
中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时间比较短，社会保障环节薄弱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安全的重大隐患。社保基金的总资产即使仅服务于城镇人口，也只能用“稀薄”来描述。其他在公共教育、医疗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巨大缺口，导致居民对于自身利益无保障的“经济成长”只能袖手旁观，像安徽小岗村民那样自发改革经济体制的现象，在当下已经不可能重现。
据统计，从1999年到200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逐步加大，反映出在本次经济景气循环中少数人获得了经济成长的大部分成果。基尼系数加大，是调整个人收入税赋的时机，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率在过去10年中，只在 2004年调整了的起征点，在对个人资产获利方面，开征了针对低收入阶层的利息税，却没有适时调整个人经营性资产获利的税赋，鼓励个人投资和慈善捐赠的税收政策也迟迟没有出台。
社会、经济矛盾的加剧，将使经济体制深入的改造成本大幅度提高。
综上所述，“投资拉动型的经济成长”模式发挥了“政府主导经济”的优势，也培育了“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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