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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政府创造的需求向有效需求转化率过低
有效需求是由国内、外市场对一个经济体系产生的需求。由于中国进出口贸易日渐平衡，本次经济景气循环从“扩大内需”开始。
为了扭转多年的通货紧缩局面，推动经济重新进入景气循环，扩张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再次推动投资快速增长。从最近5年的统计来看，我国的GDP增长速度都维持在7.1—9.3%之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1999年的5.2%上升到2003年的26.7%(在2004年全面突破30%)。但这一时期居民收入和消费总量的增长却没能与投资增长同步攀升。同期，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幅维持在6.8—12.9%，远远低于同期投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即使有消费增长滞后于投资增长的现象，仍可以认为相当一部分投资增长所带来的新增产出是没有社会有效需求相支撑的，或者是相当一部分投资是无效投资，最终都将形成新的供给过剩、需求不足。
进一步而论，中国扩张的财政政策主要用于“做大做强”政府管理的国有资产的投资、补足社会/经济基础环境。且不讨论这两者的投资效益，由于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弹性系数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的0.32下降到现在的0.10)，居民不能(或者较少)直接参与其间的投资、管理和利益分配，也就是说，居民从政府扩张的财政政策中不能获得直接利益(个人收入的增长)，怎能催生出其扩大的需求呢？由于居民中远期就业和收入安全感差，居民生活社会保障力低，迫使居民倾向于高储蓄。又由于消费信贷的支撑环境差，且占整个信贷总量的比重小，即使银行把存款利率降到零，居民通过消费信贷所能享受到的利益仍非常有限。当“攒钱买大件”依然是现阶段中国居民的主流消费方式时，“扩大内需”就难以落实。
另一方面与吏治有关。官员的政绩与“经济成就”是挂钩的，而利益取向的差异、行政责任与经济责任的分治，煽动了地方官员主导经济的热情，使其成为投资拉动GDP增长的有力拥趸。“形象工程”、“世纪工程”、各种 “园区”成为吏治体系的产物。由于产业许可、地方税费、公用事业、土地、国有企业都操纵在政府手中，甚至不少非公经济都为政府所左右，官员可以透过种种“渠道”放大经济政策操作的效果，快速形成“政绩”。即便“越轨”，项目也已成既定事实，只有事后追认。项目做死了，那也属于“宏观调控的后果”。至于能否转化为有效需求、产生中长期经济效益，则不是任内所能度量的，与其仕途无关。这种只得利、没有责任的美差，地方经济主管怎么会不“身先士卒，放手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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