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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性矛盾”是由经济结构性环境所决定的。
从2004年乃至本次经济景气循环的经济政策特点来看，经济结构性环境的构成要素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主导经济走向的三大政策同向，经济政策前瞻性差，行政调节手段生硬
管理中国宏观经济的有三个部门，即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于是，中国经济体系中出现了产业、财政和货币三大经济政策,统称“宏观调控”。由于“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三家的政策往往是“同生死、共进退”，相互配套，彼此放大效力，却没有出现三者之间“同目标的制衡” 关系——因为它们都是政府实现其经济目标的工具，是“一家人”。
所谓“同目标的制衡”关系，是由于产业政策的职责是优化资源配置，财政政策的职责是保障充分就业，货币政策的职责是保障币值的相对稳定，三者目标并非完全一致。虽然三者都必须促进经济增长，但它们在决策、执行时机、操作手段、传递渠道和执行效力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在问责上也不尽相同。因此，在一个经济景气循环中，它们会相对独立地运行，并形成因目标、职责差异而制衡的关系，制约其中任何一方政策性的冒进，对经济成长形成连贯、绵密调控。如果把三大政策“拧成一股绳”，那中国的经济就要走在这一根“钢丝绳”上。
2004年二季度，当CPI突破3%、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突破40%时，很多领域已经由“过热”变成了“烫手”，当CPI突破5%时，“软着陆”成了热烈的期盼。于是，宏观调控出台,紧缩政策迭出，经济整治的方面也是“捷报频传”。到8月，发改委公告说它砍了7万多个项目，取消了上千个各色“园区”，成绩当然是突出的。
经济界、媒体更关注的是央行的货币政策，因为历次景气循环，都是财政政策欢天喜地地打头阵，货币政策冷若冰霜地收尾(这就是周小川目前 “走红”的原因)。从2004年3月开始，央行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主要有再次提高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通过行政手段约束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提高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控制力度、实行行业差异性发放贷款等等，到8月，央行公布的货币供应增长量由年初的 19%迅速下降，M2降到了13%，M1降到了15%，以期实现“年度货币供应增长控制在17%的目标水平”。成绩也是突出的。
以上成绩的取得，除去财政减少国债发行、央行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外，其他产业、货币政策都属于行政手段，而且行政手段的实际力度是其中最大的。期间，税收工具、基准利率都没有适时、相应地调整。到2004年三季度，当CPI继续高企不下时，实际存贷利率与CPI倒挂9个月，而利率调整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到9月，为了“软着陆”，提高利率就必须放松银根，央行在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之间面临“两难”的选择——在CPI节节攀升的催促下，央行习惯性地、也是别无选择地下出了先行政、后货币的“行棋次序”。
但是，调整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才是调节经济的核心措施，也是终极手段。行政手段调节宏观经济属于“隔山打牛”式的“武林绝学”，也许由于CPI的失真而错失时机，也许这次调整税率、利率牵涉面甚宽而难度非常大，但政策制定者的考虑是：调整交易成本不如行政手段那样立竿见影，“不那么痛快”。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行政手段调控经济方向的突兀、非连续，经济政策制定、执行没有“提前量”。矫枉过正总会让不少项目就像“不赶季”的果子一样挂在枝头，比外露的螺纹钢还要坚硬,比如贷款300亿、“项目经营良好”的德隆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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