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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望波
2004年是中国经济形势、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一面是经济指标数据快速攀升并且高企，另一面是经济政策转向紧缩，转眼间，前两年风头正劲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悄然退出媒体的“暴风眼”，而央行行长周小川立时成了媒体的“红人”。
经济形势与预警指标
经过多年来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2001年GDP由平稳转向抬头，毫无疑问，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景气循环”。
从2001年开始，国家统计局沿用国际通用做法，导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作为反映经济形势的指标。自此，CPI与GDP一样，成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和经济理论界最重视的风向标。CPI在连续多年下降后， 2002、2003年基本保持稳定(2003年1.2%，有点翘尾)， 2004年上半年出现陡升，连续突破3%和5%，让经济政策制定者和经济理论界措手不及。
从统计社会商品、服务的“综合价格指数”来看，我国现行的CPI还只能算是其中的一个“先行指标”，它既不包括生产资料价格，也不包括房地产价格和有价证券价格。在2002、2003、2004年度，正是房地产、原材料、能源、动力的价格的快速上涨，大大刺激了固定资产投资，而此间CPI被认为 “变化不大”。到2004年7、8月，CPI急速上涨突破5%的警戒线，被解释成是“由于连续4年粮食减产导致粮价攀升造成的”——这似乎有将农业与其他产业隔离、相互不发生成本传递的意味。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也许是适用的，因为它可以反映社会最终实现的有效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而中国是一个被投资增长拉动的“追赶型”市场经济体系，需求对价格的影响被投资的资产化过程所左右，对居民消费价格的影响是间接、滞后和积蓄性的，在反映有效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中，中国的CPI有以点代面的嫌疑，而投资的资本化过程是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因此，中国现行的CPI的预警功能，相对于整个经济形势，存在着系统性的失真。
然而，对于政府而言，现行CPI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稳定，即能反映国民“安居乐业”，因此，这种统计属于“政府用途”的统计——谁能说经济统计不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呢？这促使我们有必要考量国家统计的服务对象。
即便如此，我们目前还只能使用这些数据。
结构性环境
虽然中国已经走出了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公有经济主体与非公经济主体并存的市场化多元格局，但中国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却是不争的事实。政府主导型经济的特点，就是社会总需求中包含大量的政府积极“创造的需求”。从中国半个世纪来宏观经济运行的经验来看，几次大规模经济总量的增长，几乎都属投资拉动型，其实质也就是政府财政、货币的扩张。而每次扩张的背后，都逃脱不了连绵几年的吸收、消化的艰难过程，由此看来，中国经济属于“反刍式增长”，张弛往复所得到的就是一种被理论界称为“结构性矛盾”的东西。而这个“结构性矛盾”反过来迫使中国经济必须要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以舒缓被累积的、由经济结构错位引起的各种主体利益间的矛盾。虽然，各种经济体系下的政府经济行为都会“创造”需求，但任何需求最终是要被居民的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的。因此，政府 “创造的需求”是否能转化成为“有效需求”，应该是宏观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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