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恺元：幸福的最大化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

　　“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人们的幸福。”

　　本报记者 陈雪频 发自上海

　　“有两个人，他们在一条风景优美的路上散步，沿途的风景让他们觉得很快乐。由于两个人的步伐不一致，乙慢慢地掉在了甲的后面，这种感觉让他有点不开心。乙慢慢地加快 了步伐，很快便走在了甲的前面，甲看到这种情况，也加快了步伐，很快便超过了乙。如此反复，两个人越走越快，从最初的散步，到大步流星，再到后来的奔跑。他们的精力都专注于谁跑得更快，而无暇顾及路边优美的风景。”

　　在上海卢湾区的一个小茶馆里，奚恺元一边吃着10元钱一碗的炸酱面，一边向记者讲着这个寓言。在他看来，因为由于两个人的精力都放在奔跑上了，但从欣赏风景角度获得的幸福却降低了。这个寓言也是当今物质竞争社会的一个缩影：虽然很多人赚的钱越来越多，但他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增加，反而因为相互的攀比，忽略了生活中那些让人快乐的事情。

　　奚恺元(ChristopherHsee)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讲席教授(ChairProfessor)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行为科学中心主任。他现在致力于研究如何最大化人们的幸福，他把这种理论称之为“幸福学”(Hedonomics)。这个理论提出：除了生存以外，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最大化人们的广义的幸福。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在他获奖致辞中曾专门提到奚恺元在这个领域的研究。

　　更多的财富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幸福

　　奚恺元认为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因素之一，人们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非物质的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例如人们的身体的健康、工作的稳定、婚姻状况以及人际关系等等。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人均GDP翻了几番，但是许多研究发现，人们的幸福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压力反而增加了。这是因为人们的幸福感往往来源于取决于两类比较：一种是时间性的比较，一种是社会性的比较。

　　比如一个人在市中心买了一套豪华公寓，他会觉得很开心，实际上这种开心只有一部分来自住豪华公寓本身，更多的是来自比较。从时间性比较来说，如果以前住在阁楼里，那么现在住豪华公寓会感到非常幸福；如果以前住的是花园洋房，那么现在就不会感到特别开心。从社会性比较来说，如果和朋友同事比，当其他人都还住在普通的公房，自己当然会很开心；但如果周围的人现在已经都住在更好的地方了，那么就算住在豪华公寓里感觉舒服，也不会非常开心。

　　由于心理学上的适应性定律起作用，这种物质上带来的幸福感往往不会长久。不仅如此，这种相互攀比在增加一部分人的幸福感的同时也在削弱另一部分人的幸福感。

　　幸福的最大化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

　　一个朋友曾经在与奚教授交谈中说道：“政府的职能是促进和保护经济的发展。”

　　奚教授则问，“仅此而已吗？”

　　那朋友回答说，“当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兼顾人们的幸福。”

　　奚教授又问，“假如一个画家告诉你他绘画的主要目的是增加颜料，然后补充一句说，当然在加颜料时也要考虑画是否好看，你会怎么想？”

　　奚恺元用这段苏格拉底式的谈话说明，“增加颜料的数量只是绘画的手段之一，画出美好的图画才是目的。同样，发展经济只是增强幸福的手段，而幸福才是目的。”

　　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一般是教导人们如何最大化财富、怎样尽可能多地赚钱。但奚恺元认为其实人需要满足的不止是钱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怎样满足幸福感，并且在与经理人上课时讲怎样增加员工和企业家的幸福感。

　　在奚恺元看来，社会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社会上的贫富鸿沟也不可能完全消失。所以我们在增加财富的时候也要让幸福感与日俱增。“我们在关注财富人生的同时，也要同样关注弱势群体，希望每一个普通百姓都拥有幸福。增加全社会的幸福感，这是政府的责任，也理应成为社会上每一个成员自发的追求。”

　　而要增加这种幸福感，必要要有超越金钱的更大目的。这个目的因人而异，在有的人看来是为了亲人，在有的人看来是为了社会，在有的人看来是为了信仰。“比如说一个人绘画，如果他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他既不可能画得很好，也不可能从中得到很多快乐。只有站得比别人更高，才可能比别人做得更好，也才有可能从中得到更多的快乐。”

　　幸福感往往会涉及到很多人的职业选择，在奚恺元看来，一个人的职业选择一定要和他的擅长和兴趣联系在一起。“很多人在选择职业时候都倾向于从功利角度考虑，而不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结果很多人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如果他们按照最大化幸福感的原则来选择自己的职业的话，他们往往会做得更好，而且从中得到更多的快乐。”

　　如何最大化人们的幸福感

　　如何最大化人们的幸福感？奚恺元提出了四点建议。

　　首先是优先提高穷人的财富，“政府应该着重于帮助月收入200元的贫困群体，使他们的收入提高到月平均1000元水平，而不是着重帮助月收入4000元的人，使他们的收入达到6000元的水平。提高穷人的财富要比提高富人的财富对提高全民幸福更有效。我们应该尽量为那些失业的人创造就业机会。”

　　其次是要弱化对金钱和物质地位的竞争，“很多人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用来更换大房子和买私人轿车，而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需要这些东西，而是因为他们的亲朋好友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要攀比，并且媒体也做着这样的宣传。社会应该减少对富人和奢侈品的宣传，从而减少人们在金钱和物质地位上竞争和攀比的压力。”

　　再次要鼓励不易适应性的消费，“将钱花在那些不容易适应的快乐上面，比如社交、旅游和艺术鉴赏方面，要比物质财富带来的快乐更长久。”奚恺元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有一对夫妇和一个孩子现在居住在120平方米的公寓里，很少出门旅游。有一天丈夫忽然赢了30万元钱，如何花这笔钱有两个选择：第一是用30万元来将原有的住房换到160平方米；第二是将30万元用在今后20年中的旅游上。虽然大多数在面临类似的选择时会选择买更大的房子，但实际上花同样的钱旅游带来的快乐更加持久，因为住160平方米的房子带来了的快乐很快就会被适应，而每年去不同地方旅游所带来的快乐不容易被适应。

　　最后是要倡导社会的多元化，这一点和一句名言“多元化是幸福的本原”颇为相似。出于物质上的考虑，许多大学生把职业经理人当作毕业之后的人生目标，并把自己的发展方向定位于商业领域。“我们要鼓励多元化，一方面使每个人都发挥真正的天赋；另一方面保证社会各行各业都有充足的人才。政府可以试着采用不同的手段，包括对有志于读非商业类而有助于社会福利的其他学科的学生提供招生优惠政策。”

　　“要真正做到以幸福为主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以幸福作为成败的最终衡量标准。”奚恺元甚至提出建立一个完整可靠的测量民众幸福程度的幸福指数系统，“我希望在有生之年，每天从电视里看到的不仅是股市的风云变幻，还能看到幸福指数的波动起伏；同样，一个国家在制定发展计划的时候不仅要制定GDP的增长目标，还要制定国民幸福指数的增长目标。”

　　在奚恺元看来，这一切都因为“幸福是发展的最终目标，也是检验发展的最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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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景理论

　　2002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尼曼(Kahneman)因为“将来自心理研究领域的综合洞察力应用在了经济学当中，尤其是在不确定情况下的人为判断和决策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摘得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

　　长期以来，传统的经济学一直以“理性人”作为理论基础，通过一个个精密的数学模型构筑起完美的理论体系。而卡尼曼教授等人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则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和行为特征出发，去揭示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其矛头直指传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理性人”假定。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开始研究行为经济学，但早期的研究比较零散。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由卡尼曼与特沃斯基(Tversky)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广泛而系统的研究。行为经济学强调，人们的行为不仅受到利益的驱使，而且还受到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前景理论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揭示了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机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并改变了未来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有关前景理论一个经典实验是由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作出的：假定美国正在为预防一种罕见疾病的爆发作准备，预计这种疾病会使600人死亡。现在有两种方案，采用X方案，可以救200人；采用Y方案，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救600人，三分之二的可能一个也救不了。显然，救人是一种获得，所以人们不愿冒风险，更愿意选择X方案。

　　现在来看另外一种描述，有两种方案，X方案会使400人死亡，而Y方案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无人死亡，有三分之二的可能性600人全部死亡。死亡是一种失去，因此人们更倾向于冒风险，选择方案B。

　　而事实上，两种情况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救活200人等于死亡400人；三分之一可能救活600人等于三分之一可能一个也没有死亡。可见，不同的表述方式改变的仅仅参照点——是拿死亡，还是救活作参照点，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实验也揭示了前景理论的三个基本原理：(1)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的时候是风险规避的；(2)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的时候是风险偏爱的；(3)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陈雪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