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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情结”
周小川之所以从事金融工作，一定程度上受父母影响，“我的父母长期都在工业部门从事经济工作，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对经济问题比较感兴趣。”几年前，周接受《投资
与合作》杂志采访时说。
尽管周小川一直外界视作省部级“海龟”的代表，但周本人也经历过国内求学的艰辛。周高中毕业后，正值“文革”开始，继续求学已无可能。1968年，20岁的周只能与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上山下乡”，周去的地方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852农场。
“在那里整整呆了4年。这4年中，除了劳动，也有一些其他的接触，比如，对电话系统、载波广播系统进行一些工程设计，对机床作一些技术革新。”周说这些实践对他后来从事研究很有益处。
1972年，作为第二届工农兵学员，周被送到北京化工学院读书。四年大学生活，周除了系统地学习数学、机械、电子、电机、自动化、化工工程以及英语和日语等，他逐渐对计算机，特别是对计算机软件工程产生了浓厚兴趣。大学毕业后，周被分配到北京市自动化技术研究系统研究室工作。2年后，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周考上了机械研究院系统工程应用工业的研究生，师从中国工程界的老前辈严筱均教授。
如果对周在经济学研究作一个时间段上的划分，1978年前后这一段时间应该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周只是对经济问题感兴趣；而在此之后，周开始进入到研究的层面。应该说，这一大的变化与周所参与的两个涉及国民经济的大工程有关。
这两个大工程，一个是“川汉输气工程”，一个是“30万吨乙烯工程”。
《投资与合作》杂志的一篇报道，忠实地记录了周本人对这个工程的回忆。“70年代初，很多人以为四川的天然气储量非常大，不仅每年可向武汉输送150亿立方米，甚至还有150亿立方米可送往上海。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一个"输气管线办公室"，决定上马这一特大的能源工程。接下来，办公室就从全国调集了一大批技术人员。我也被列选其中，去搞管线压气站方面的自动化设计。后来才发现，原先上报的数据水分很大，实际上四川的天然气根本就没有那么多。这样，‘川汉输气工程’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所有进口的设备、材料，连同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
“另一个是‘30万吨乙烯工程’。据考察比较，这样的工程，我国的设计制造能力与国际的差距并不太大。于是，有关部门决定准备将整个工程实现设备国产化。可是，国内的石油价格太低，乙烯行业毫不费力就能赚取到高额利润，他们根本就不想购买国产设备。同样，设计部门和制造部门，也不怎么考虑经济选择原则，关起门来一门心思搞‘国产化’。结果，费时多年，‘国产化’计划中途夭折。我参与了成套设备中央控制系统的系统工程设计，同样也是无功而退。”
两次“劳而无功”的经历对周的触动很大。他开始意识到，这些项目之所以劳民伤财半途而废，与中国的经济体制密不可分。
恰巧当时，在钱学森等一批系统工程学者的倡导下，学界有意运用系统工程解释社会发展问题、人口问题，以及经济问题。在前辈们的指导下，周从那个时期开始从事经济方面的应用开发。
周善于“创新、突破”在1981年时就初显端倪。
1981年初，周研究出一个关于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模型。当时，正值中央提出在20世纪末经济翻两番的宏伟蓝图，这一模型配合中央的构想，对发展、人口、环境以及部分经济政策问题进行了定量化、系统化论证。这一做法后来被证明，是国内用系统动力学和计量经济学在计算机上建立较大规模经济发展模型最早的一次尝试。
同一年，周与合作者研究出一套研究中国货币流通规律的模型，采用定量的方法，借助网络来描述货币流通的途径以及货币在每个环节滞留的时间，并表明其流向。以通过数量化的模型来描述金融问题方式，这在国内也是没有过的。
对于周在这一段时期的表现，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评价很高：“1979年至1980年，周小川曾构造了一个多部门动态发展的社会经济仿真模型，并用于政策分析。和许多从工程界转向经济分析的学者一样，他们都是先从结构问题和动态发展这种数量关系很突出的领域入手的。但周小川的结构分析一开始就突破了单纯物质生产领域的传统框架。他的这项工作及事后产生的论文，至今对学术界仍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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