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若石：经济赶超与第三世界的地位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侯若石

　　最近，周其仁教授引用别人的话说，中国目前是世界第6大经济体，今年或者明年应该可以跃升至第5位，超过英国。当年毛主席提出的超英赶美，现在从GDP来看，中国超过英国应该不用很远的时间。至于超过美国，一个乐观的预测是2030年。”他说，“这不算最乐观的预测”。在人均上有乐观估计的是张五常，张五常白纸黑字写着，认为中国只要进一步坚 持开放的政策，尤其是金融方面开放，那么18年后，中国的人均GDP就可以跟美国人叫板。周其仁承认，这不容易让人相信。周提到，张的根据是日本在人均GDP上追上美国，实际上是20年，他认为中国现在的势头比当年的日本要好很多，因此提前两年，18年。 从人类经济发历史看，经济总量的赶超有其客观规律。周其仁教授的说法能否成为现实，要看这个规律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在谋求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总拿经济总量增长说事，是不合时宜的。

　　人有贫富，国有强弱，是当今世界普遍现象。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没有普降人间。无论是谋求人人平等的乌托邦，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世界大同。距离我们都很远。用理论家的语言，这叫不平衡发展规律在起作用。使用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蓝本教授政治经济学的学者认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一条客观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价值规律和剩余的价值规律的作用，各个企业、各个部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发展速度是不平衡的。” 他们研究这个规律是为了说明不平衡会导致强国为瓜分殖民地而爆发世界战争。一些西方政治学者也在研究这个规律。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方面，从地理大发现的14世纪开始评说不平衡发展的历程，以论证西方优越论是正确的。 以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不平衡发展规律，更侧重于探索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一、工业化进程的不平衡发展规律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谋求丰裕生活的人类本性演变为追求国家之间经济实力的消长。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体现在经济水平的差距上；出现了差距，落后的国家就立下赶超先进国家的目标。当人们对传统的衡量方法司空见惯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却在争论究竟用什么指标来衡量一国的经济实力。在争论中，人们发现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众说纷纭的问题。国际多边经济机构、政府和学者都在研究这个问题，衡量指标也越来越多。由于设计指标的角度不同(如从物质财富的角度，还是从人力发展的角度)，所用的计算方法不同(如在计算国内总产值或国民总产值时， 是用市场汇率，还是用购买力平价法)，科学地评价这些指标的客观性很难。当世界各国都在用国内总产值衡量经济实力的时候，许多人没想到它只是工业革命之后才出现的经济指标。翻遍20世纪之前的历史记载和经济学论著，有谁发现了有关国内总产值的文字？亚当.斯密提出了国民财富理论，但他不知道何为衡量国民财富的具体指标。直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宏观经济学和相应的经济指标——国内总产值才被分别用来分析和衡量一国的经济实力。近20年来，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发展历史，计算出200年来的世界经济总产值增长情况。 200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学家麦迪逊计算出公元0年以来近2000年的世界经济增长数据，为研究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提供了依据。 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以人均国内总产值衡量一国经济实力是历史的产物，即工业化的产物。

　　1，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是从从就有的

　　当经济增长速度非常缓慢，人均产值的世界平均水平很低时，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差异很小，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低。人类曾经经历了漫长的停滞时代，也经历了漫长的各国经济水平相对一致的时代。

　　公元0年到1000年，农牧业是主导畜牧业，耕作技术进步缓慢。人口增长几乎停滞，从2.3亿增至2.7亿，一千年只增加了4000万人；经济几乎无增长，世界总产值从1025亿美元增加到1678亿美元，一千年只增加了650亿美元。中国的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人均产值均居世界首位，但只比世界平均水平略高，为450美元。在这个时代，国家之间的收差距很小。中国最高，为450美元；西欧国家最低，为400美元。在那个时代，民族国家只在一部分地区形成，它们之间的生产力水平相差无几，实际国家之间的经济趋同可言，赶超更不存在。

　　从公元1000年到1700年的700年间，农业技术有所进步，手工业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制造技术摆脱了一成不变的局面，世界经济出现了缓慢增长趋势，人口规模达到6亿；世界总产值达到3700亿美元；人均产值达到612美元。在这个经济缓慢增长的时代，国家之间的收差距有所拉大，出现了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苗头。人均产值最高的西欧国家为1024美元，最低的非洲国家为400美元。

　　物质财富匮乏条件下的平等不是人类的理想。,但是，当物质财富变得丰富之后，却出现了有违人类本性的不平等。国家之间经济水平差距拉大开始于西方国家进入工业革命时期。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走上了非工业化道路，只有少数第三世界国家赶超有所成就，是因为它们的工业有所发展。

　　从1700年到1820年的120年期间，英国进入工业革命时期，制造技术突飞猛进，世界经济进入从缓慢增长转向快速增长的过渡期。1820年，人口突破10亿大关；世界总产值接近7000亿美元大关；人均产值达到667亿美元。此间，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又有所拉大，但并不显著。收入最高的是西欧国家，为1232美元，最低的是非洲国家，为418美元，比公元0年的425美元还低。

　　从公元1820年到1913年，西方国家全面进入工业革命时代，工业技术在全球化扩散，世界经济进入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快速增长时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是前一个时期的三倍。此间，世界人口增加到18亿；世界总产值达到27000亿美元；人均产值达到1510美元。工业化和快速增长带来的是国家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最高的是美国，为5301美元，最低的非洲国家只为585美元。

　　1913年之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经济危机的破坏，世界经济又一次进入缓慢增长时期。世界人口达到25亿，世界总产值达到53000亿美元，人均产值增加到2114美元。由于美国未受战火破坏，它的人均国内总产值达到9561美元，而非洲只为852美元。

　　经过战后恢复，从1950年开始，世界经济开始了第二次快速增长时期

　　70年代之后，发达国家开始转入非工业化时期，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加快，经济增长提速。到1973年，美国的人均国内总产值达到16689美元，而非洲增加幅度较大，达到1365美元，但两者的差距拉大。1998年，世界人口达到60亿；世界总产值达到3400000亿美元；人均产值达到5709美元。世界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上一个百年，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程度更大。最高的美国为27331美元，最低的非洲国家为1368美元(见表1)，差距进一步拉大。

　　如果以占美国的人均产值比例衡量，西欧国家从1950年的48.0％增加到1998年65.6％，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9.6％增加到20.1％。拉美国家从26.7％减少到21.2％，东欧国家从22.2减少到20.0％。(见表2)。 可以看出，除东亚之外，其他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的经济差距拉大。

　　对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收入平等状况，西方经济学家持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不平等程度在减轻。 但是，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用不同的标准进行衡量，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

　　第一，使用每个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为衡量指标，而不论该国的人口多少。这种方法只衡量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但不能说明每个人的贫富程度，可称作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如果把国家之间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差距以基尼系数表示， 此种不平等程度从1960年的0.470轻微地下降到1980年的0.458，1998年则大幅度地升至0.535，说明80年代之后国际不平等程度不断加强。

　　第二，以人口加权的人均收入水平衡量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以基尼系数表示，此种不平等程度从1965年的0.556下降到1980年0.537，1998年进一步降至0.501，下降了3.6个基本点。以此衡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大幅度下降。不平等程度也比以简单的算术平均法得出的结果要轻。这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以人口熟练加权计算，增加了中国对减轻国际不平等的作用。1980-1998年，以基尼系数衡量，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的差距缩小了3.6个基本点，恰好与世界不平等程度减轻的程度一致，说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不但缩小了自己与世界的差距，也为减轻世界不平等做出了贡献。

　　第三，不是以国家，而是以每个人为衡量单位，实地调查不同国家的个人生活开支，计算出富人和穷人不同的可支配收入的多少，以说明世界范围内的富人与穷人的贫富差距。以基尼系数衡量，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从0.625上升到0.659。以此计算出的贫富差距比前两个方法更大，因为它不但包括了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也包括了一国之内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在以个人计算的世界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不是表现在减缓不平等，而是加剧了不平等。在这个方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转化为个人对生活水平的感受，说明了世界上的每个人在世界收入分配中的地位，体现出经济趋与否对个人生活水平的作用。

　　第四，在上述方法的基础上，重新划分地区和国家级别，进一步分析世界不平等。第一组为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占世界人口的16％，平均收入为10919美元，第二组为中产阶级，占世界人口的8％，平均收入为4609美元，第三组为生活在穷国的人，占世界人口的76％，平均收入为1171美元。它们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44、0.462和0.494。这说明收入越低的组别内部的不平等程度越高；反之，收入最高的第一组的不平等程度最低。这个计算结果说明，世界不平等与穷国内部的不平等相关性很大。

　　2，赶超难而又难，经济趋同只集中在少数国家

　　显而易见，出现了国家之间的经济水平差距，就有了国家之间经济水平趋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国家之间的趋同抱乐观态度，认为趋同并不是难事，因为工业革命推动了经济增长，对改善一国之内的收入分配有利。亚当.斯密指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机制可以自然而然地给人们创造福利。他提出，为利润竞争的动机本身就可以使一切人得到最大福利。他说，在资本主义时代，虽然有许多人完全不从事劳动，但由于社会劳动产品非常丰富，“就连最下等，最贫穷的劳动者也可以比野蛮人，享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 实际情况并不这么简单，收入分配的改善不是直线前进的过程。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分配是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在改善之前，要经历一个程度恶化阶段；随着人均收增长，终究会趋于平等。他说，在人均收入很低时，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一直到人均收入达到700-900美元后，不平等程度逐渐改善，穷人收入增长才能超过一国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因而，只有等到经济实力增长到一定程度，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才会迎刃而解。换句话说，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分配自然就会平等。这就是说，人均收入水平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成倒U形关系，因而称为收分配的倒U形理论。 同一国之内的收差距变化不同的是，世界范围的收差距变化恰好与倒U理论相反。从两千年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看，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是随着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膨胀而扩大的。

　　如果说工业革命推动经济增长，可以改善国内收入分配，那么由于出现经济活动全球化趋势，更有条件理应能够改善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由工业技术的扩散。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商品、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将消灭各国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从而实现各国人均收入的趋同，拉平各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古典经济学家穆勒预言西方的民主、文明和市场体制将在全世界扩散。 马克思也曾经预言英国用巨资在印度修建的铁路将使这个国家出现人们预料不到的繁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鲁卡斯预言，21世纪将是世界各国经济趋同的世纪。 三百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表明，确实有国家实现了经济赶超，一些国家之间的经济水平也在趋同。有人称这些国家加入了“趋同俱乐部”。 但是，能加入这个“俱乐部”的只是少数国家，更多的国家却被排斥在外。

　　1700年之后,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人均产值从1700年的1250美元增加到1820年的1705美元，从而代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美国作为欧洲移民国家，显现出经济增长潜力。人均产值从1700年的527美元增加到1820年的1257美元，成为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黑马”。与此同时，西欧国家和其他欧洲移民国家的人均产值走上了与英国趋同的道路。

　　1820年之后，英国仍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使用了一百年的蒸汽机和自动化纺织机械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英国的人均产值从1820年的1705美元增加到1870年的3191美元。工业革命在西方国家之间普及，但工业技术扩散仍集中于少数国家。西欧的比利时、荷兰、德国、奥地利和瑞士，以及美国和加拿大。 西欧国家的人均产值超过中国，达到2000美元。美国增加到2445美元。尽管仍落后于英国，但已超过西欧的平均水平，赶超英国的势头已经显露出来。一直到1870年，中国保持了人口规模的绝对优势，而国内总产值已经被英国逼近，人均产值则大大落后于西欧国家。由于工业革命还局限于英国，工业技术尚未大规模扩散。除了英国的经济实力超过中国之外，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开始趋同，人均产值也出现趋同倾向，尽管经济趋同趋势还不明显。

　　1870-1913年，参与趋同的国家有所增加，应该归功于工业化的扩散。美国的人均产值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西欧一些国家的人均产值也直逼英国。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差距继续缩小。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按当时的标准衡量，它们基本实现了工业化。阿根廷的加工业和铁路已经很发达，首都布宜诺斯埃利斯的人均电话拥有量列世界前20位。 由于工业革命的扩散，在一定的范围内出现了更多国家之间经济趋同趋势。趋同的概念也扩展到技术趋同和产业结构趋同。

　　1913年-1950年，尽管世界经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经济危机的破坏，美国经济仍然高速增长，1950年人均产值逼近1万美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趋同进程暂被打断。被战火破坏的西欧和日本等国的经济水平出现倒退。委内瑞拉、秘鲁和巴西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增加两倍。非洲一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也有所缩小。前苏联、墨西哥的人均产值达到2000美元以上，日本达到1926美元。这些国家有望成为“趋同俱乐部”中的第二梯队。但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仍被甩在趋同行列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之所以进入快速增长时代，是因为西欧和日本利用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实现了赶超美国的目标。

　　20世纪后半期，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服务业发展快于制造业；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加快。 “趋同俱乐部”成员有进有出，世界经济趋同态势发生变化。美国仍然独占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地位。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趋同态势继续加强。发展中国家参与趋同的国家数目增加，却出现了分化趋势。1973年之后，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增长，进入了“趋同轨道”，成为“趋同俱乐部”中的第二梯队。中国和印度的进步尤为显著。但是，一些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经济增长是负值。在原来的第二梯队中，有一批国家偏离“趋同轨道”。例如，阿根廷彻底从世界经济强国行列中退出。

　　20世纪年代，在少数国家实现赶超目标的同时，一大批国家出现了经济倒退。

　　发展中国家加入“趋同俱乐部”出现后退潮，与发达国家经济水平趋同的发展中国家减少，与发达国家差距拉大的发展中国家增多。1965年，相当于发达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水平20-60％的发展中国家有条有49个，1995年减少到21个；人均国内总产值与发达国家水平的比例在20％以下的国家从52个增加到84个。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从过去的最高水平跌落。在世界银行统计的97个发展中国家中，只有22个国家经济保持增长，多达75个国家经济发生倒退，其中有21个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比最高点下降30％以上。非洲、经济转型国家和拉美国家的下降幅度很大。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参与工业化进程和拉美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倒退特别严重，而工业化程度低的非洲国家的经济形势更为严峻，有些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甚至低于50年代。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拉大。它们本来指望成为发达国家，却又回到发展中国家的行列。

　　当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时，发达国家基本保持了持续增长态势，两类国家的经济差距自然会不断拉大。各国经济趋同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是经济发展的长期问题。对一个国家来说，出现一段时期的趋同态势，或许并不难，要保持长期趋同趋势，却是难上加难。由此，人们觉悟到经济增长不会自动带来经济平等。以人均国内总产值或人均收入衡量，赶超世界经济第一强国是极其罕见的经济现象。英国保持第一强国地位长达100年，美国超过英国之后也经历了100多年，迄今为止还看不到被其他国家超过的迹象。稳定在“趋同俱乐部”的也只局限于发达国家。位于第二梯队的发展中国家为数不多，而且有进有出，很不稳定。

　　在工业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在世界处于落后地位，似乎是“命中注定”。当发达国家进入非工业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利用工业发展赶超发达国家已成为昨日黄花。当人们关于各国人均收入差距的辩论难解难分之时，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个描述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新词：数字鸿沟。发展中国家还在为物质财富落后于发达国家苦恼，现在又平添了更大的苦恼。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发生了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知识经济时代能赶超发达国家吗？

　　二、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赶超

　　人类在20世纪后期从工业经济时代迈入知识经济时代。这不但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生活方式。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所指出的：“以往的成功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成功的源泉一直是对自然资源——土地、黄金和石油——的控制。突然之间，这源泉变成了知识。比尔.盖茨没有土地，没有黄金或石油，也没有归他所有的工艺。人们是怎样用知识来创造财富的？需要对社会进行怎样的重组才能形成一种增加财富的知识环境？社会怎样培育对于实现变革和创造财富是不可缺少的那种企业家？需要掌握哪些技能？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在提出一些新问题，提供新答案，探究成功的新法则。”

　　1，全面认识经济发展的内涵

　　我们不能不考虑对财富含义的新认识。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是人，发展的目的应着眼于人类自身。单纯追求物质和金钱财富的传统发展概念，应当彻底抛弃。由此，人们重新认识以国民总产值为唯一衡量指标的经济增长模式。

　　第一，开始重视精神生活。在经济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不断减少。1900-1920年，美国人均劳动力每周工作时间为50小时；1995-1998年，减少到35小时。与此同时，人均国内总产值从4800美元增加到31500美元。产业结构从农业为主转变为工业为主，又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目前，发达国家就业人口中有70%多在服务业工作。随着生活质量提高，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从47岁增长到77岁。 以60岁退休计算，人在一生中不工作的时间增加了。可见，不但物质财富增长了，人的闲暇时间和从事非物质生产的人都增加了。那么，人们不仅谋求享受物质财富，也追求精神生活带来的愉快。

　　2000年2月，英国牛津大学举办了一个题为“经济与快乐的追求”的研讨会，提出了一些很有趣的看法：

　　物质财富与快乐相关性不大。

　　以国家论，富有的北欧，快乐水平很高，而同为富国的日本和法国的快乐水平很低。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几十倍，两国的快乐水平相差无几。

　　物质财富只能解释快乐差异的2%。美国、日本和法国的人均收入增加了数倍，但快乐水平只在同一水平上波动。

　　70年代以来，美国的人均收入增加，但快乐水平反而下降。

　　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巨额财富，不可能人人都拥有，但快乐却是每个人都享受过的。只有快乐必须惠及所有人，仅仅为了谋求物质财富而牺牲快乐，肯定不是人类发展的真谛，仅仅以国民总产值衡量人的福利水平肯定是不确切的。在规模经济时代，用经济总量衡量人类福利水平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典型的经济理论也把研究重点放在经济总量增长上。在知识经济时代，国民总产值难以全面说明人的福利水平。在许多方面，人的福利水平无法体现在产值上。

　　第二，对过度耗费自然资源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行反思。1972年，罗马俱乐部在《增长极限》的报告中严肃指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地球上的增长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100年中发生。”这个报告对人口越来越多、工业化程度日益增加的情况下矿产枯竭的前景作了悲惨的预测。它预言，如以指数增长的速度开采，世界原料将耗尽。黄金于1981年耗尽；银于1985年耗尽；锡于1987年耗尽；锌于1990年耗尽；石油于1992年耗尽；铜、铅和天然气于1993年耗尽。 尽管这个预测过于悲观，但它给人们敲了警钟：耗费自然资源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看，国民总产值指标甚至会误导人类的经济活动。20世纪80年代，美国阿拉斯加州曾发生过一次油轮漏油事故，原油污染了海洋，这本来是对自然资源的破坏，但当年该州的国民总产值增长速度大幅度提高，因为清除漏油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按国民总产值计算方法，这些耗费应计入国民总产值。

　　第三，要实现较高的人类发展水平并不需要无限高的收入。在一定条件下，物质财富的增加幅度并不等于人类福利的提高程度。例如，某人在饥饿时，吃两个馒头就饱了，如果吃第三个，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导致胃口不适，因为吃多了，胃发胀，甚至会得病。这就是说，两个馒头可以满足这个人对食物的享受，第三个馒头，对此人则不是享受，而是受罪。根据这个道理，联合国开发署认为，人均国内总产值达到一定程度就足以满足人们的福利需要，超过这个限度，收入增加的福利将低于人类福利提高的程度，会造成无谓的浪费。

　　第四，重新认识人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开垦土地，创办工厂，巧妙利用物质财富创造物质财富体现了人的能力。运用知识创造物质财富更是人独有的能力。工业革命开始显露出人的知识能力，但不明显。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知识的作用。美国在1929-1982年的经济增长中有25%是由人的学习能力贡献的。 在新的经济增长模型中，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0%左右，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高达60%。 当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之后，人们认识到人类创造知识的能力才是实现人类文明的真正能力。

　　因此，人类发展目标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经济理论已经不能全面解释经济发展的方向，更无力开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药方。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实际上是物质财富生产理论，它只讲物质生产，即国内总产值怎样才能增长，但不讲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把增长的动力归结为资本投资的增加，忽略了人力资源的作用。60年代出现的人力资源开发理论是关于生产的理论，认为人是生产力，只把人力当做生产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投入，把人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手段，但没有看到开发人力资源本身是人的发展的一个目标。福利经济学只顾及到财富的分配，实际上是国民收入分配理论。它认识到人应从生产中获取经济利益，讲的是如何比较公平地分配现有的物质财富，但不讲分配的目的，没有看到人是推动发展的动力。70年代出现的基本需求理论倒是看到了人的重要性，把焦点集中在如何向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人提供物质财富，但只注意到人的物质需求，忽视了人自身的发展，更忽视了人对未来的选择。

　　传统经济理论把人的发展局限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变来变去，没能脱离物质财富的圈子。实际上，人的发展远远超过这个狭窄的范围。新的发展理论认为，人的发展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持久而健康的生命，获取知识，获得正当生活水平需要的资源，享有人的尊严。为实现这些条件，人要创造自己的能力，它包括健康的身体，广博的知识和熟练的技能；又要把自己的能力用于生产或休闲活动，参加文化、社会和政治活动。从长远和全面的观点看，人的发展也应该是可持续的。它由四个因素构成。一是生产的发展。人应当提高生产力、充分参与收入创造过程，参加有报酬的工作。二是平等的发展。所有的人都拥有平等的机会，一切妨碍人参与政治和经济活动的机会的障碍都必须拆除。三是权利发展。发展不仅仅是为了人，它还必须依靠人。因而，所有人都有权参与决策和发展过程。四是可持续发展。不仅确保这一代人的参与机会，还必须确保子孙后代的参与机会。人的发展，是不断扩大人的选择的过程。选择可以是无限的，并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只有实施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人类文明。

　　2，使用新指标衡量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在发达国家，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劳动力比重已经高于物质生产部门。在绝大部分劳动力从事物质生产时，经济生活谋求效益，即物质使用效益的最大化：以尽量少的投入获得尽量多的产出。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情况发生逆转，单纯在物质生产领域谋求经济效益将逼近“极限”。这在发达国家已经初露端倪。当物质利益得到高度满足之时，经济活动的目标自然要从片面追求物质效益转向全面谋求生活质量。

　　生产效率提高和死亡率下降应该是人的生活质量改善的体现。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劳动时间的减少，休闲时间增加使人能享受更多的快乐。死亡率下降导致的人均寿命的延长，使人增加了享受快乐的机会。有人把这些因素加以量化得出的结论是，199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人均寿命是1870年的两倍，工作时间减少了一半。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试图把死亡率下降和工作时间减少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计入国民总产值。计算结果是，1995年，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均国民总产值是1870年英国的3倍，而根据传统的国民经济帐户计算方法是0.6倍。 从这个角度看，传统的国民总产值计算方法低估了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因为物质财富生产的效果在许多方面无法用产值体现。例如，由于运输技术的发展，人的活动速度越来越快，所节约的时间和所带来的便捷，都不能算在国民总产值帐上。

　　人类总是要创造和积累物质财富，经济总量仍不失为衡量物质财富积累的指标之一。但是，当经济发展转向质量效益型之后，发展已不再局限于财富的增加。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人们需要重新认识财富和发展的基本概念，各国力量对比已不能仅仅取决于物质财富的多少。随着经济活动趋于快节奏、轻型化、软件化和无形化，产值已不足以精确地说明一国的经济实力，衡量经济发展程度，不应该以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唯一标准。

　　人们自然会想到，理应有一套新指标来衡量发展程度，起码要使新指标与传统的经济总量指标互为补充。面对新趋势，经济学家们下了不少功夫，设计出不少新的经济社会指标体系。联合国开发署从1990年起使用了一套人力开发指标(HUMAN DEVELOPMENT INDEX)衡量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联合国开发署认为，该指标是对人类发展成就的概括衡量，它衡量一个国家在健康、知识和生活水平三个方面的平均成就。健康的生活以人均预期寿命表示，知识水平以成人识字率和小学、中学和大学综合入学率表示，体面的生活水平以人均国内总产值表示。 在计算人力开发总指数之前，首先确定三项分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人均预期寿命最大值为85岁，最小值为25岁；成人识字率最大值为100，最小为0；综合入学率最大值为100，最小值为0；人均国内总产值的最大值为40000美元，最小值为100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一个国家的实际最大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

　　由此计算出从1到0之间的数值。人力开发总指数是这三个分指数的简单平均值，它的大小也是从1到0之间的数值。

　　从计算方法看，它的结果是从与最高水平相比得出的，因此它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相对指标。

　　从内容看，人力开发指标是比人均国内总产值一个含义更广泛的经济发展指标。

　　人力开发的概念比财富的收入要深刻、丰富得多。产值只能体现物质财富的生产水平，人力开发能改善人的素质，提高人的劳动能力。更长的寿命和更高的文化水平，更能体现一个人的全面的生活质量

　　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个人的经济水平的总和。一个国家的能力体现在人的能力上。

　　如果说人均国内总产值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现实标准，人力发展指标可以视为一种潜在的标准，因为它包含的教育和健康内容代表了下一代人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

　　提高人的生活水平，不仅是个人的事，也不是个人拥有的财富数量能准确衡量的。人的生活还包含许多公共的内容，如教育、公共保健等。因此，经济发展的公共性不断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才能不断改善。

　　如同经济增长的世界不平衡一样，各国的人力开发步伐也是参持不齐的。

　　根据人力发展指标的高低，联合国开发署把世界分为三类国家：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该指标为0.800及其以上),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该指标为0.500-0.799)和低人类发展水平国家(该指标在0.500及其以下)。

　　按人均国内总产值分类，世界银行把世界同样分为三类国家：高收入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在9266美元以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在756-9265美元之间)和低收入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在755美元以下)。

　　对这两个指标进行比较，会发现高收入国家与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基本是重合的，其他两类国家也基本如此。可见，人类发展指标的高低与人均国内总产值的多少成正相关：人均国内总产值多的国家，人类发展指标也高。联合国开发署计算出的世界162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标的高低分布与世界银行计算出的按人均国内总产值的国家分布基本相同。这说明了一个人所共知的道理：人类发展必须依靠物质生产作为基础。

　　20世纪后半期，人类创造了巨额物质财富，人力开发也取得惊人的进步。以人均国内总产值衡量的经济水平趋同非常困难，但人力开发水平的趋同呈现加快趋势。1870-1913年，16个国家的人类开发指标提高幅度最大，平均为0.212。1950-1995年，有多达48个国家的人类开发指标平均提高了0.350。 发展中国家的人力开发水平在最近30年提高的程度，发达国家花了100多年才达到。1970-1997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从55岁增加到65岁；现在出生的婴儿的预期寿命比30年前多10岁。 有条件使用清洁的饮用水的农村家庭的比例提高了4倍。 营养不良人口从9亿减少到8亿。 婴儿死亡率从10.7%降至5.8%；小学入学率从79%增至108%；全球的成人识字率从1970年的47%提高到1999年的73%。成人识字率从48%增至70%。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目前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6%，每天生活费平均不到1美元的全球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29%减少到1999年24%。 但人均预期寿命相当于发达国家的85%，成人识字率相当于发达国家的81%。 在最近二十年中，大部分国家的人类发展取得了重大的进步,每个国家的人类发展状况都有所改善。

　　人力开发指标衡量已经使用了12年，影响越来越大。把包括170多个国家的这项指标的排序与人均国内总产值的排序与人力发展指标排序进行对比，人们发现这两个指标的国家排序很不一致。有的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较高，而人力开发指标较低。例如，1997年，阿曼的人均国内总产值排在世界第41位，而人力开发指标为第88位。有的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较低，而人力开发指标较高。例如，乌克兰的的人力开发指标排序是第91位，人均国内总产值排序为118位。虽然卡塔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0987美元，而斯洛文尼亚只有7910美元，但

　　是两国的人类发展水平几乎相同。 尽管发达国家都在高人力发展指标之列，但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也不差。新加坡、韩国、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都是人力开发高水平国家。这说明，国内总产值并不是人们生活的全部。

　　对表2的健康指标的比较表明，各国人均预期寿命的差距并不算大。第二组几乎与第二组相同，意大利还超过了加拿大。第三组中的阿根廷、韩国和墨西哥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很小。成人识字率的差距也较小。发达国家基本都达到99%的极限。俄罗斯高于意大利，阿根廷和韩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很小。差别较大的是中小学入学率，即使发达国家之间也是如此。因而这一指标对衡量一国的人力资源开发水平至关重要，说明学校教育普及程度对一国的经济实力水平影响很大。

　　通过历史比较可以说明，用不同指标衡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第一，目前，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仍赶不上发达国家1870年的水平，但人力发展指标却赶上了。 1997年，加纳的人均国内总产值不如澳大利亚在1870年的水平。当时，澳大利亚的人力发展

表1：一些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类发展指数（HDI）比较，1870-1995

 

	1870年人均GDP	HDI	1913年人均GDP	HDI	1950年人均GDP	HDI	1996年人均GDP	1995年   HDI
奥地利	1875	0.261	3488	0.501	3731	0.731	17951	0.933
比利时	2640	0.429	4130	0.621	5346	0.833	17756	0.933
丹麦	1927	0.448	3764	0.677	6683	0.857	19803	0.928
芬兰	1107	0.151	2050	0.389	4131	0.740	15864	0.942
法国	1858	0.400	3452	0.611	5221	0.818	18207	0.946
德国	1913	0.397	3833	0.632	4281	0.787	19622	0.925
爱尔兰	1773		2733	0.563	3518	0.736	15820	0.930
意大利	1467	0.187	2507	0.441	3425	0.666	16814	0.922
荷兰	2640	0.450	3950	0.676	5850	0.867	18504	0.941
挪威	1416	0.374	2473	0.588	5403	0.862	22256	0.943
西班牙	1376	0.219	2255	0.368	2397	0.581	13132	0.935
瑞典	1664	0.412	3096	0.628	6738	0.858	17566	0.936
瑞士	2172	0.457	4207	0.679	8939	0.843	20252	0.930
英国	3263	0.496	5032	0.730	6847	0.844	17326	0.932
澳大利亚	3801	0.539	5505	0.781	7218	0.853	18169	0.932
加拿大	1620	0.411	4213	0.682	7047	0.842	19109	0.960
新西兰	3115		5178	0.797	8495	0.868	15621	0.939
美国	2468	0.467	5330	0.733	9617	0.866	23719	0.943
阿根廷	1311		3797	0.521	4987	0.758	8271	0.888
巴西	740		839	0.159	1673	0.371	5346	0.809
智利			2653	0.360	3827	0.620	9250	0.893
墨西哥	710		1467	0.182	2085	0.418	4979	0.855
印度	558		663	0.055	597	0.160	1643	0.451
日本	741	0.160	1334	0.381	1873	0.607	19582	0.940
保加利亚			1498	0.332	1651	0.540	4301	0.789
捷克	1164		2096	0.471	3501	0.713	7595	0.884
匈牙利	1269		2098	0.431	2480	0.634	5852	0.857
俄罗斯	1023		1488	0.252	2843	0.651	4120	0.769

　　来源：人类发展指数(HDI)来自克来福茨(1997a)和UNDP(1998)；

　　GDP/Head来自麦迪逊(1995)(1997)(1998)以1990年美元购买力计算，目前IMF(1999)与OECD(1998a)也使用该数据；拉美GDP数据是1995年的；德国指的是西德。

　　指数为0.539，居世界第一位；1997年，加纳的人力发展指数0.544，超过澳大利亚在1870年的水平。第二，尽管用人均产值衡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但用人力发展指标衡量，两类国家的差距却在缩小。1913年，印度与澳大利亚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分别为5505美元和663美元，两国相差4842美元；它们的人力发展指数分别为 0.055和0.781,相差0.729。1995年，两国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分别为1643美元和18169美元，相差16526美元。它们的人力发展指数分别为0.451和0.888,相差0.437。

　　使用新的指标衡量改变了赶超的悲观态度；以人类发展指标衡量，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是大有希望的。

　　三、经济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条件

　　面对难题，经济学家们开始研究有条件的趋同。有人提出的条件是经济增长速度必须达到一定水平。 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为达到趋同目标，如何实现如此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谈到经济增长的精髓，人们自然首先想到资本积累的作用。古典经济学理论已论证了这个问题，著名的哈罗德-多玛模型和“贫困陷阱”理论强调的也是投资的作用。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发达是因为贫困导致的储蓄不足，缺乏投资资金导致生产发展缓慢，因而收入难以增加，于是依然贫困。许多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和统计数据说明高投资率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有相反的论据。有人提出资本供给是否充足，可以用资本成本进行衡量，资本成本高，说明资本供给不足。数据显示，在19世纪中后期，资本成本高低与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速度的高低不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人均资本拥有量的多少与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关程度也不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投资很大，但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例如，在19世纪中后期，印度对铁路的投资比一些发达国家还多，但经济增长速度却上不去。 有人提出只有实现要素生产率的趋同、劳动生产率的趋同，才能实现生活水平的趋同。 也有人提出，要想趋同，必须开发人力资源， 发达国家用了五百多年达到现在的经济水平，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 发展中国家要尽快赶超发达国家，势必要缩短这个进程。如何走向趋同，最后实现赶超目标，经济学家们绞尽脑汁，设想出种种方略，但它们并不是十全十美的。

　　1，效率是经济赶超的首要条件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把实现工业化作为经济赶超的灵丹妙药。但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于发达国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工业化进程的落后。如前所述，工业技术的扩散也惠及发展中国家。从19世纪开始，拉美国家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发展本国工业一定进展。问题是它们模仿美国工业发展模式能行得通吗？

　　19世纪之后，美国的工业化是以大规模资本投资为动力的。在起始阶段，资本投资以节约劳动者的体力为目标。1855-1890年，美国的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劳动力的贡献率为40%，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10%。以物质资本代替人力资本，而不是以经济效率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使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4%。1913-1950年。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到32%，劳动力的贡献率减少到21%，两者下降的幅度基本相等，而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上升到47%。当时，是经济效率，而不是物质投入和人力投入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这说明。19世纪后期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到20世纪前半期才发挥出潜力。此后，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深刻变化，转向以节约资本的技术为主的时代。1950-1973年，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资本投资，两者的贡献率分别为33%和26%，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41%，同前一个时期相差不多。1973-1992年，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资本投资的幅度增大，两者的贡献率分别为54%%和38%，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却下降到8%。 经济增长继续沿用节约资本的模式，劳动力的贡献之所以增大，是因为人的脑力而不是体力的作用更大。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再一次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是因为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潜力尚未充分发挥。直到90年代后末期，美国的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加快，新模式的潜力才发挥出来。

　　1950-1973年，日本和德国为赶超美国，采用的是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是，日本与美国相比，资本不足，于是以增加劳动力投入补充。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4%，劳动力的贡献率为27%，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39%，经济增长率高达9%。德国与美国相比，劳动力不足，因而以提高经济效率推动经济增长。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劳动力的贡献率为8%，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55%，经济增长率达到6%。这两个国家没有经过美国以投入为主的阶段，而直接进入了提高经济效率的阶段，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吸收了在美国已经成熟的技术。 同时，它们的市场规模也小于美国，扩大出口成为日本和德国经济增长的又一个动力。尽管它们的国情与美国不同，但由于采取了变通的办法，美国模式对它们来说也是有效的。

　　表2：一些国家资本、劳动力和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

	资本（百分比）	劳动力（百分比）	TFP（百分比）	经济增长
1855-1890
美国	2.0  （50%）	1.6  （40%）	0.4  （10%）	4.0
1873-1913
英国	0.8  （42%）	0.6  （32%）	0.5  （26%）	1.9
1913-1950
日本	1.2  （55%）	0.3  （13%）	0.7  （32%）	2.2
英国	0.8  （62%）	0.1  （7%）	0.4  （31%）	1.3
美国	0.9  （32%）	0.6  （21%）	1.3  （47%）	2.8
西德	0.6  （46%）	0.4  （31%）	0.3  （23%）	1.3
1950-1973
日本	3.1  （34%）	2.5  （27%）	3.6  （39%）	9.2
英国	1.6  （53%）	0.2  （7%）	1.2  （40%）	3.0
美国	1.0  （26%）	1.3  （33%）	1.6  （41%）	3.9
西德	2.2  （37%）	0.5  （8%）	3.3  （55%）	6.0
1973-1992
日本	2.0  （53%）	0.8  （21%）	1.0  （26%）	3.8
英国	0.9  （56%）	0.0  （0%）	0.7  （44%）	1.6
美国	0.9  （38%）	1.3  （54%）	0.2  （8%）	2.4
西德	0.9  （39%）	-0.1 （-4%）	1.5  （65%）	2.3
1978-1995
中国	3.1  （41%）	2.7  （36%）	1.7  （23%）	7.5
1960-1994
香港	2.8  （38%）	2.1  （29%）	2.4  （33%）	7.3
印度尼西亚	2.9  （52%）	1.9  （34%）	0.8  （14%）	5.6
韩国	4.3  （52%）	2.5  （30%）	1.5  （18%）	8.3
菲律宾	2.1  （55%）	2.1  （55%）	-0.4 （-10%）	3.8
新加坡	4.4  （54%）	2.2  （27%）	1.5  （19%）	8.1
1960-1994
南亚	1.8  （43%）	1.6  （38%）	0.8  （19%）	4.2
拉美	1.8  （43%）	2.2  （52%）	0.2  （5%）	4.2
非洲	1.7  （59%）	1.8  （62%）	-0.6 （-21%）	2.9
中东	2.5  （56%）	2.3  （51%）	-0.3 （-7%）	4.5

　　数据来源：1855-90美国数据来自埃博拉莫维茨(1993)；1873-1913年英国数据来自马修斯(1982)；G7国家：1913-50数据来自麦迪逊(1991)，1950-92年数据来自麦迪逊(1996)，东亚国家中香港数据来自扬(1995)，中国来自麦迪逊(1998)(其要素份额经调整与科林斯与博斯沃斯一致)，其他国家数据来自科林斯与博斯沃斯(1996)；南亚、拉美、非洲、中东数据来自科林斯与博斯沃斯(1996)。

　　人力资源丰富和资本短缺，使东亚国家和地区效仿了日本的办法，在加大资本投资的同时，增加了劳动力投入，但经济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大低于日本。以韩国为例，1960-1994年，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劳动力的贡献率为30%，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18%。由于投入力度大，经济增长速度高达8%，从而加入了“趋同俱乐部”。它们的成功在于资本投资与比人力资源地有机结合，并发展了制成品出口战略。

　　其他发展中国家既缺乏资本投资力度，又没能有效利用劳动力资源，更谈不上提高经济效率。例如，1960-1994年。拉美国家的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3%，劳动力的贡献率为52%，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5%，非洲更糟，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9%，劳动力的贡献率为62%，而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21%。 它们的失败不仅在于投入规模小，也不仅在于技术落后，更在于狭小的国内市场不适应美国扩展规模经济的增长模式。美国模式的成功有三个条件：第一，资本和人力资源非常丰富；第二，技术发明推动了规模经济；第三，从初期大力增加投入到实现经济效率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在缺乏第一个条件的情况下，模仿美国模式必须特别突出后两个条件的作用，这是日本、德国和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取得成功的根本因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进入趋同行列，原因是在三个条件都不具备的条件下盲目照搬美国模式。

　　工业革命之后，发达国家经济效率的提高，从而实现经济趋同，是通过技术的国际传播来实现的。当新古典经济学家把技术的作用加进经济增长分析的模型之后，经济学家们又认为技术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水平的差距实际上是技术差距。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技术不一定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因为工业革命之后，成熟技术的国际扩散并不难。1851年，世界上第一条电报线路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建立。仅仅6年之后，印度和英国之间也有了电报线路。铁路在全世界的普及只用了80年时间。发展中国家占世界铁路总里程的比重从1840的2.2％猛增至1920年的33.0％。 印度的铁路里程比许多发达国家还长。在纺织业，发展中国家同样能够使用先进的技术装备。1890-1914年，巴西购买的英国环形纺纱机多于日本，印度则多于德国。1914-1936年，印度购买的此类机构比1890-1014年翻了一番，数量超过日本。但是，巴西和印度纺织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如发达国家，仍然是纺织品净进口国。

　　既然引进技术并不难，经济水平低就要怪罪于使用技术的人才水平低，人力资源的确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似乎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但也有证据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914年，印度的铁路长度已超过英国，雇佣的管理和操作人员都是英国人，人数多达16000人，火车司机则全部由英国人担任。印度和美国铁路使用的设备和技术都来自于英国，两国铁路的效率却有很大差距。美国铁路每个工人的平均产出比印度高6倍。美国高达1743美元，而印度只达到297美元。每辆货车一英里的年产出，美国为10565美元，印度为4208美元。 因此，用资本、技术或人力中任何一个单项因素都不能全面说明经济增长的原因。

　　2，发展公共产品是经济赶超的基本条件

　　就物质财富生产而论，有两种产品。一是个人产品，二是公共产品。根据现代经济发展的特点，这不但包括有形产品，也包括无形的服务。 每个国家的国民财富都由这两种产品组成。即使在不发达的农业社会，也是如此。例如，在古代中国，粮食是个人产品，大运河是公共产品。个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生产不是彼此孤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在人类发展历史中，技术发展沿着两条轨迹发展：一是生产技术，二是运输和通讯技术。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这两项技术开发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当时提高谷物单位面积产量的技术和运河等运输渠道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

　　工业革命的技术发明革新了生产技术和运输通讯技术，从而改变了人类使用资源方式和人与人交往的方式，最典型的是纺织技术和蒸气机技术。19世纪后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了五种主要技术：电力、内燃机、化工技术、娱乐和通讯技术、卫生技术(指室内卫生设备和下水道系统)。 当谈到工业革命的成就时，人们往往更看重生产技术，而轻视运输和通讯技术，从而改变了人与人交往的方式，公共产品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增强。轮船、火车、电报、电话、汽车、飞机形成了巨大的公共产品群。当运输技术落后时，人们从事远程交易的商品集中在价值高而又易于运输的奢侈品。直到出现轮船之后，大宗商品，如粮食、矿物原料才进入国际贸易的商品目录， 国际商品流动、资本流动和技术流动才发展起来，人与人之间的效才兴旺起来。1980年，国际旅客每天为1000万人；1999年，每天达3000万人。1990年，国际电话的通话时间为3300万分钟；2000年达1100亿分钟。浏览互联网的人数从1990年的2300万增加到2001年初的2.5亿。 由此出现了全球公共产品。 运输和通讯作为公共产品，它们的发展体现了经济活动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个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主题。但是，工业革命强化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济活动社会化就成为经济趋同的基本条件。重视技术的作用，首先要重视推进经济活动社会化的技术。

　　在改善人与人之间交往方式的条件下，工业革命对个人产品的作用体现于促进了经济活动大众化。一是产品(也包括服务)生命周期的更替，即产品(服务)从诞生到普及的过程加快。它的核心是把产品(服务)推广到大众手中。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有一句名言：使女王脚上的丝袜穿到普通女工脚上。汽车、电视机和电脑都是这样推广的，二是主导产品(服务)的价格不断下降。20世纪初，福特公司把T型轿车推向大众，靠的是价格大幅度下降；20世纪末，互联网的普及，靠的是电脑和电讯价格的直线下降。如果民航客机以电脑价格同样的速度下降，一架波音767飞机的价格将只有500美元！第三条规律与数字化技术同传统经济的结合直接相关。这就是生产者与消费者面对面的演变过程。从制造业看，经济转型伴随着生产方法的演进：最初是手工生产，随后是大批量生产和工序强化生产(如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生产方法)，现在开始普及的是消费者定制生产，未来要出现的是共同式生产(其主要含义是消费者也参与生产)。在手工生产中，生产者与消费者是面对面的。例如，裁缝店缝制服装需量体裁衣。后来，两者被销售商等中间环节分开。直到开展消费者定制生产之后，他们又重新面对面。不过，不是直接的面对，而是通过互联网上的电子商务，生产者制造出适合消费者个性的产品。发达国家经济之所以发达，在于经济活动大众化。由于技术进步，这个过程呈现加速趋势。蒸汽机普及用了130年，电力普及用了80年，收音机普及用了38年，个人电脑花了16年，电视机花了13年，互联网只花了4年。 可见，发展中国家要赶超发达国家，必须加快经济活动的大众化进程。

　　公共产品和个人产品的发展变化是规模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总量也成为国家福利的体现，同时突出了经济活动的公共性。个人财富不仅以物质产品的多寡来衡量，更体现在个人福利的公共性方面。美国学者研究了美国经济在20世纪的变化。他把人的健康方面的进步放在首位，人均国内总产值只列在第五位。在评价家庭福利时，不但列举了家庭资产的增加，也谈到贫困的减少；不但论证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涉及到休闲时间和娱乐活动的增加；不但分析了交通和通讯的进步，也谈到专利申请的增长和教育的进步；最后还列举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自然环境的保护。 美国之所以富裕，不仅是因为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更在于人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在公共产品方面的发展。因此，个人福利的增加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也取决于公共产品的提供。

　　除了生产领域的公共产品之外，发达国家政府还提供了稳定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稳定个人收入的社会保障体制。19世纪，用于收入稳定的财政转移支出只占美国和西欧国内总产值的1%，1960年分别提高到6%和10%，1996年进一步增加到14%和22%。

　　20世纪80年代之后，发展中国家掀起了一股市场化改革浪潮，目的是以自由竞争刺激经济增长。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是这次浪潮的始作俑者。在主张自由化的西方经济学家看来，这是医治发展中国家经济停滞的灵丹妙药，但适得其反，拉美国家和俄罗斯等经济转型国家的改革以后出现了经济倒退。经济学家再次思考经济增长问题。在反思之后，世界银行在一项研究中提出了增长质量问题。该研究报告认为，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全面利用所有资产，包括物质资产、人力资产和自然资产。第二，一如既往地关注收入分配问题。第三，强调良好治理的体制结构。显然，它既突出了经济发展的公共性，又突出了人自身的作用。报告指出了经济增长的三种情况：第一，稳定可持续的增长，条件是确保上述三个因素的作用。第二，经济增长波动过大，甚至出现经济倒退，原因是经济治理体制脆弱，政府财政开支被滥用。第三，扭曲的经济增长，往往是由对物质资产投入的过度刺激和对人力资产的忽视造成的。该研究引用的经济研究成果说明，牺牲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向富人提供物质投资补贴，能够暂时刺激经济增长，但不可能持久，并导致增长扭曲。

　　保障所有人的参与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这需要使用另一种公共产品——社会保障制度。市场化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资源在不同部门的转移。衰落部门受到损害，新兴部门得利。当新兴部门的发展不足以抵消衰落部门的损失时，经济增长会暂时发生倒退，一直到新兴部门足够强大，增长才能恢复。实现这个目标需要采取对新兴部门的鼓励措施。但是，既得利益集团阻碍这一进程。俄罗斯巨富波塔宁就是这个阻力的代表人物。由于约束措施不到位，政府等于纵容他们窃取大众资产，受害的是老百姓。由于缺乏社会保障，受害的百姓得不到起码的经济补偿，对市场化改革形成又一个阻力。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市场化改革后出现了经济大倒退，其严重程度甚于发达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大衰退。2000年，前苏联的国内总产值只相当于1990年的63%。贫困人口比重从4%增加到20%。政府无力满足人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和剥夺人民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大倒退的核心因素。以牺牲广大劳动者为代价追求私有化，只符合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市场化改革放松了对企业家的监督，给少数人剥夺公共财产创造了机会。 美国《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谈到，俄罗斯巨富波塔宁持有的股份公司的财产达320亿美元。他早就明白，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将逐渐减弱，俄罗斯将出现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他开始飞黄腾达，拉拢甚至操纵有权有势的政府官员，从而左右俄罗斯的经济政策。

　　拉美国家经济增长不稳定程度很高。由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失落十年”。90年代，它们开始市场化改革，经济前景被人们看好。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把阿根廷誉为自由化的典范。然而，好景不长，这个国家在所不惜998年指挥连续了多年的经济倒退，其他拉美国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这些国家以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为经济支柱。于是有人把经济倒退怪罪于产业结构畸形。但是，世界上主要的初级产品出口国不在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以初级产品出口的比值衡量，澳大利亚高达66％，荷兰高达30％。加拿大也达到27％，高于印度(21％)。美国和英国的初级产品出口比重都达到14％，高于巴基斯坦(11％)。同为初级产品出口者，经济水平差距却很大。一是初级产品部门的生产效率有高低之分；二是初级产品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关联程度不同。瑞典的汽车工业是靠森林工业发展推动的。著名的瑞典富豪汽车是从为林产品运输而生产卡车起家的。加拿大的森林工业推动了造纸工业的现代化。世界银行认为，人们应该从中得到的启示是，经济增长不仅仅取决于生产什么，更在于如何生产。这不但是技术水平决定的，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力资产水平低。

　　人们要问：是什么因素造成人类资产水平低？最简单的答案是开发程度不够。这又是为什么？

　　我们或许能从阿根廷的教训中找到答案。阿根廷蕴藏有大量石油，拥有世界上最富饶的耕地和牧场，只有3600万人口，面积却与印度相仿。在20世纪初，阿根廷是世界七大经济强国之一，当时可以和美国媲美。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国家陷入经济倒退？阿根廷一位名叫马科斯阿吉尼斯的文学批评家在2001年出版的一本书里这样写道：“我们没有想要的生活质量，没有效率，也没有尊严和所需要的安全，因为我们阿根廷人失败了。” 这位批评家谈到的安全，除了政治含义之外，也包括经济不稳定。在阿根廷，中产阶级在迅速贫困化，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有270万的“结构性”穷人。其中60万是在最近一年的经济衰退时期从中产阶级中分离出来的“新穷人”。

　　由于缺乏稳定经济的措施，经济波动造成人们对经济前景信心不足。90年代末，对拉美国家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为下一代人的生活水平将恶化。他们要应付贫困，很难对子女的教育进行长期投资。没有社会保障体制，穷人在经济倒退中的生活恶化；在政府缺乏对教育和健康保健的公共投资的情况下，人力开发更难以发展。

　　公共产品匮乏和人力资源被破坏是非洲一些国家经济倒退的根本原因。政府采取有利于富人而损害穷人的经济政策，如向农民征收高税，基础设施投资偏向于城市，教育投资大部分流向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的资金不足。治理混乱的政府无心也无力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在一些非洲国家，穷人的困境难以在短期改善。

　　发生经济倒退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训就在于违背了发达国家经验已经证明是成功的经济规律，即忽视了经济社会化和大众化，为保护少数人的经济利益而牺牲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更谈不上采取稳定个人收入的社会保障措施。在有利于富人，特别是庇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国家，想要投资的人创办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很难；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被不明朗的经济前景阻碍；穷人无钱消费，更不能投资于人力开发。当发生国际经济动荡时，内需不足。经济倒退便不可避免了。发展中国家要适应世界经济的趋同趋势，应该换个思路：从单纯谋求经济增长转向人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