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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在中国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蓝普顿指出，基于自身的观念，他希望中国政治改革的速度更快些，政治改革路线图更清楚些。他认为，虽然前苏联的经验证明，步子太快不好的
事情可能会发生，但是一个速度合理、更清晰的政治改革路线有助于中国的长期稳定和长期发展，同时也会减少西方对中国未来的猜测。过去几年，基层选举在中国不断扩大，由村发展到镇，由镇到乡，由乡到城区，蓝普顿认为基层选举的规模还可以继续扩大，级别也应不断上升以适应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为加快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党内民主还可以加速。
美国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Lardy)11月17日在约翰.霍普金斯的一次题为《中国：硬着陆还是软着陆》的演讲中认为，所谓“软着陆”就是经济增长减速，但是就业增长不减速。为了抑制高比例固定资产投资(2002年为42%，2003年上半年为45%左右)所导致的经济过热，中国主要是通过控制银行信贷的方式来减少企业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但是，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和解决地方就业，地方政府仍继续鼓励银行对地方企业增加信贷，结果抵消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同时，中国通胀率高于名义利率水平，实际利率为负数，结果国有银行实际上也在鼓励各级企业利用信贷方式扩大生产规模。因而，企业缺乏足够的激励不进行扩大再生产。再者，由于国有银行实行信贷紧缩，中小企业受到不少影响，而它们恰恰是创造就业的主力军，提供了近一半以上的就业机会。虽然国有大型企业特别是资本密集型企业继续得到银行支援，不断扩大再生产，但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往往创造不了太多的就业，而且带来能源电力的紧张，结果反而加剧了经济过热。最后，由于通胀率大于名义利率，一些百姓开始取出存款投资于房地产。结果，国有银行存款资金减少，房地产价格不断飙升。
在展望未来时，蓝普顿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新一届领导集体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首先，如何继续同时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摆脱不了经济规律所决定的周期，任何一国的经济都不可能永远持续高增长。政府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有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就非常满意，因为经济周期会对高增长产生影响。所以，政府还必须从其他方面，例如法律程序和政治制度建设方面提高人民的满意度。即使中国经济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政府仍然必须处理经济不断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参与诉求。
其次，还要面临如何避免台海发生重大冲突的挑战。自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的经贸和人员往来不断增加，两岸经济不断融合。自2002年起，大陆取代美国成为台湾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吸纳1/4的台湾出口。同样，大约50万台湾人在大陆生活或工作，台湾在大陆的投资接近1000亿美元。然而，自民进党上台以来，陈水扁在台湾岛内大力推行“去中国化”教育，使得两岸对话陷入僵局，紧张局势不断升温。这是摆在新的领导集体面前的一大挑战。
最后一个挑战，是如何确保中国不断强大，但又不至于引起其他国家的无谓担忧。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理论和积极的多边外交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快速崛起的忧虑，但是，中国仍然面临如何减少美国对中国快速崛起的战略猜疑，并减少日本对中国的顾虑和中日之间在国际上的“零和竞争”。虽然美国深陷于伊拉克战争和反恐战争，但它仍然在亚洲保持大量的驻军，特别是在亚洲海军和空军的分布并没有受到伊拉克战争的太大影响。同时，美国在亚洲的同盟体系也基本保持不变。此外，美国仍然是亚洲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因而，美国无论在军事、政治或者经济上都还是一个亚太强国。所以，中国必须减少美国对中国崛起和中国在推进地区合作中作用的猜疑，从而减少自身崛起可能与美国发生的冲突。
同样地，日本是亚洲最大的经济实体，拥有亚洲最强的科技实力，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两国经济相互依存，整个东亚问题离开中日合作都无法得到好的解决。因而，需要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至少不能让日本成为中国崛起道路中的“敌人或者绊脚石”。但是，中日之间历史问题复杂棘手，加上两国民族主义高涨，改善与日本的关系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上述三个挑战中的任何一个都非常棘手。中国能否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国家统一，能否和平崛起，将取决于中国新的领导集体能否战胜这些挑战。这才真正是新的领导集体在21世纪初带给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的最大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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