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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樊纲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中国经济今后几十年能不能持续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会不会被经济的波动或者经济的危机所打断。因此如何保持中国经济平稳的增长，减少波段，是作为落后和发展中国家非常艰巨的任务。
地方政府一任期要做20年的事
我们现在经历又一次的经济波动，经济过热、投资过渡。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各个地方政府的城市化建设、城市发展建设项目、各种基础设施投资等等，规模非常大，引起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钢材、水泥、电解铝那么热，就是因为很多建设需要钢材、水泥、电解铝。土地产权不明晰，银行拿到土地之后抵押贷款，对项目评判没有按照市场的定价的原则，很多后面的动机不严。
搞城市化、发展经济对中国来讲都是应该做的事情，都是好事情。但大家为什么都做就出现了过热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地方政府恨不得在任期内将能够掌控的土地都批出去，全部变成项目。把今后20年要做的事情，都挪到这一任期来做。这是加速经济发展的良好愿望。
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地方政府不是一种能够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对未来政府的债务，这届政府可以不负责任。在地方政府的决策当中，下一代人的利益没有一种体现的方式，没有纳入到利益均衡的进程当中。在公共物品的供给当中谁来代表下一代人？谁来代表下一代政府？下一代政府面临坏债和没有土地可批的问题。
经济波动源自集权的政治体制
我们历来是中央集权的国家，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央政府就不是自负盈亏的自治实体。而且，整个体制是对上负责，而不是对当地的选民和纳税人负责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就不断出现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后果以及经济波动。
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央和地方的博弈问题，我们现在的讨论往往在这个层次上。也许对于这次波动，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中央把土地的控制权收回来，形成一个联邦部，由中央直控的这个部们来控制地方土地的行为。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整个经济体制从中央到地方，政治体制如何改革。政治体制是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市场经济一部分。在提供决策的当中，各种利益包括农民的利益、地主利益，债权人、债务人的利益，包括下一代人、下一代政府的利益，如何在公共决策当中得以体现？
从我的理解来讲，市场本身就是各种利益的均衡机制，是在一组规则条件下各种利益之间，不是一种利益，不是几种利益，而是各种利益的均衡机制。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如何使我们的市场体制和公共物品体制完成几十年的改革过程。这可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过程。我们不是事先规定“一定会是什么样子”，或“别人是什么样子，我们就是什么样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有各种利益主体在机构中获得新的均衡，才能获得持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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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兼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近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过渡经济学”。2000-2002年主持大型研究项目“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中国地区间差距的原因与对策”、“中国财产性要素分布与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研究”等。
除受政府委托进行研究并就各种经济政策问题向政府各部门、各地方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并在国内担任多种社会职务之外，近年来被世界银行、UNDP, ESCAP, OECD等国际组织聘为经济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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