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十年争夺战

　　本报记者 陈宜飚

　　香港报道

　　两个结果截然不同的调查

　　中国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历程，可以说是大陆与西方国家“争夺”本国留学生的三十年。香港科技大学的崔大伟(David Zweig)教授早在1993年时曾对留学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学者以及其他旅居者作了一项细致的调查，通过跟近300名被访者面对面一个多小时的采访，崔教授得出的统计结果是，只有不到10%的人准备马上回国，20%左右的人说他们肯定会回国(但不确定时间)；另外却有高达近20%的人肯定不回国。

　　2004年，在圣诞节前夕，本报记者也通过各种渠道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发出了无记名采访问卷，至截稿止，我们得到的统计是，明确表态一定要回国的比例为40%；目前尚不能做出决定，但愿意回国发展的有30%，剩余30%的人则表示短期内不回国，但这些人无一都表示，不回国是为了在海外先积累经验或是个人阅历——也就是说，长远看，他们仍然愿意回国内发展。

　　事隔十一年，两个类似的调查却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果。到底这十年间发生了什么变化？是什么因素促使“海归”愿意回国发展？为此，本报记者在香港专访了崔大伟教授，就此问题和他进行了交流，经过对比了近十年来海归的回国动机，我们惊讶地发现，吸引中国留学生的回国因素在这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归”与不“归”

　　崔教授当年的调查有一项结果很令人惊讶，他发现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留学生是在1979至1982年派出的，而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不回来”，崔教授说这个结果也很令他感到意外。“这时期出国的人大部分是骨干力量，是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人，他们大部分四五十岁左右，都有家庭、小孩，他们很热爱自己的祖国。我相信，这些人不仅仅是处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才回国)，他们真的是为单位、集体考虑，认为应该回国服务。”

　　“虽然没有具体数据，但我知道那些‘骨干’确实回来了。许多国家实验室的‘主人’就是第一批归国的骨干，他们的作用非常大。尽管少有人提起，但我认为，1985-1987年间，中国的科技有很明显的复兴，这正是要归功于这些人……”

　　不过情况很快有了变化。1983年间，中国政府派了一批年轻人到国外学习，这些人却大部分没有回来，“这些年轻的专业人士到国外后都选择了继续学习——将原本1年的学习计划改为读研究生。”崔教授介绍。这些人比较年轻，在国外又有更多机会，可以说，这是留学生开始“不归”的开始。

　　形势一直到了1993年才开始出现转机，但是直到1990年代末，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人平稳地从第二人领导邓小平手中接过政权，中国也长期都没有发生政治运动，这才给了留学生极大的信心。

　　1997、1998年后，政治的稳定带来经济的恢复发展，那时出现网络经济热潮——在现在看来其中部分是泡沫——但在当时，的确许多人认为回国就会有很多机会，于是形成了小股回国潮。而且政府此时又以法规形式认定“私营企业和私营经济不是国营经济的一部分，而是独立的”，这给许多想回国后成立自己公司的人壮足了胆。“所以，1997-2000年，回来的人越来越多，平均每年增长高达13%左右。”

　　由此不难看出，2000年以前，在经济诱惑力尚不足够的情况下，政治稳定还是左右留学生回国的最主要因素。这部分解释了事隔十年，两个调查取得的不同结果。

　　“经济因素”的主导

　　到了2002年，留学生回国数量开始猛增。崔教授将这一现象归因于“中国的复兴”。那时，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机会很大、很多，中国政府也更加开放——政府通过了一个政策，即留学生不一定必须回来，或者可以短期回国开个公司，所以很多人为了开公司“回家看看”。

　　2000年网络经济泡沫破了以后，美国高科技领域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变少了，所以许多人都考虑回国，许多高科技人才开始纷纷往国内跑。那时，开发区也越来越多，中国更强调回国创业，也承诺“不一定非长住中国，可以在开发区建立企业，我们提供资金等帮助”。崔教授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吸引海外人士归国方面，中国有一个特点，即不仅中央有相关的移民政策，各个城市也有很多“厉害”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争先恐后地吸引留学人员。所以，从那时起，回国人员的机会更多了，而最后导致的整体趋势就是回国的人越来越多。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即教育部给属下的几所大学例如复旦、南大、北大、清华等大量资金，这些资金的30%用在吸引人才上。“从2002年开始，中央吸引人才的政策有所变化，更开放，更加提倡要吸引人才。在国外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个政策，并认为应该马上回去，如果现在不回去的话，就失去这大好机会了。”

　　这期间，崔教授认为中国的“关系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我想去北大，那么，如果我认识北大的副校长的话，他就可以帮助我回来。但假如北大的副校长‘下海’了，那我就没法回北大了。所以，很多人建立了很多关系，很多人从国外到中国看看，打听打听，看机会多不多。”

　　归纳这段历史，崔教授认为，中国复兴到吸引出国人员归国是个良性循环的开始。“许多出国人员发现在国内的科研、资金等条件更好。我采访的对象中就有人到国外去参观药品公司，研究它们为什么能够走在世界的前面，认真研究其组织结构、研究方向等，然后学成后回国内更好地开展这类研究。”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案例是，有一个中国学生在美国读完博士后，有了一项很好的治疗癌症的药物发明。但由于在美国对这类发明的支持需要大量开支和繁杂手续，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找到人给他投资。但在回国后不久，他便在一个研究院顺利地开始他的研究了。

　　除了科研本身的开去，生活开支的差别也能说明问题。崔教授说，现在，在上海生活跟在多伦多生活的差别已经不是太大，而国内生活方面的开支却低得多。对于许多留学归国的人员来说，他们在内地的身份、收入完全可以弥补甚至可以高于他们在国外的水平，“这样的人是愿意回来的。我就认识一个上海的建筑师，他到加拿大读书，之后回到上海，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建筑设计公司，他跟加拿大公司有很好的关系。他觉得尽管中国加入WTO之后，会有许多国外的建筑设计公司到中国来，但他们对中国的情况不是很熟悉，而他则可以成为一个‘桥梁’，因为他是先回来的，条件很好，现在他跟在多伦多工作没有很大的差别”。

　　“滞留派”的缘由

　　由调查可以看出，即使中国列车在奔速向前，但还是有一部分选择留在国外。换句话说，“胡不归？”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家庭因素以及个人背景(特别是工作经历)的不同，这两个因素其实在10年前就存在，但在政治退居二线，而中国经济又迅速复兴之后，这两个因素正越来越成为海外学子的行动指南。

　　现在在美国一家全球前500强企业的郭立则代表了“滞留派”的观点。现年30岁的他毕业于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结束研究生课程后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一个建筑造价预算师的工作，生活得比较滋润。经过两年的工作，他仍然没有回国发展的打算。

　　“我选择了留在美国，原因有几点，一是在美国学校学习的时间短(1.5年拿硕士)，毕业时英语水平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二是研究的课题虽新，但不够实用，希望通过实践继续提高。三是在美学习的专业和国内有一定的差别，直接回国无法运用。四是热爱旅游和户外活动，希望享受美国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

　　不过，他同时表示，也会考虑将来回国内发展，“我会选择高薪公司作为过渡，同时寻找和同学朋友一起开公司的机会。在建筑设计，施工和房地产行业发展，利用所学知识和海外工作经验，提供技术和咨询服务”。

　　根据崔大伟的调查，“夫人问题”或者“女性优势”也是一些人选择滞留的原因，按郭立的说法。“女留学生希望留在海外有多重原因；她们的语言能力比男留学生有优势，无论生活和学习都适应很快。工作后待遇也很好，基本和男的持平或略高。这和国内重女轻男的状况截然不同。美国的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人口密度小，这些因素对于女留学生都很有吸引力。”

　　另一位美国的金融学博士说，他留下来完全是专业原因。就所学专业而言，中国金融市场还在发展之中，在美国学的东西回国用不上；另外他自身经验不足，希望在这边取得更多的工作经验以后再说；他认为一般回国的有两类人：很出色的和很不出色的，自己属于两者之间，其他一些受访的被调查对象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

　　此外，生存环境和质量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郭立认为，“GDP的增长速度并不是主要原因，生活环境的改善和人口素质的提高更加重要。”2004年12月，他回到中国，认为一些地方生活环境比他出国前更差了。“天空总是灰蒙蒙的，水管里流出的自来水也需要加装过滤器。公共场合的秩序混乱，商贩缺乏信用。我去银行被插队，做出租车被骗，买东西被宰，过马路时也险些被撞等等。中国人的道德水准提高的速度还比不上经济的增长，目前的所谓复兴仅仅停留在经济的层面上，这将严重地影响许多海外的华人做出归国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