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问题

　　本报记者 陈宜飚

　　香港报道

　　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随着新一轮宏观经济调控的继续深入，一些海外学者开始担忧，中国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会浮出表面。这些海 外学者如何看待这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

　　金融隐患首当其冲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纪野(Gilles Guiheux)12月下旬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如果按照重要性排列，首当其冲的是金融系统的问题，它还不稳定，“这最危险，如果金融政治不稳定的话，很可能导致金融危机。”他不无担忧地说。另外，“三农问题”和“扩大内需”分列其后，都是下一步中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

　　摩根大通证券(亚太)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也认为，未来中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挑战，首先是中国的银行改革能否持续推进，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是利率和汇率体制改革能否及时推出，因为从宏观经济政策层面看，汇率体制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中国的宏观经济正常发展，需要一个更灵活的汇率体制来配合，尤其是在美元不断走软的情况下，如果汇率体制改革还不推出的话，可能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实施的难度。

　　“国际上的投资者在评价这一阶段的经济政策时，认为中国政府有一些经济政策的推出尚不够果断，有一些应该及时推出的经济政策没有及时推出，尤其是汇率体制改革。”龚方雄称，“很多国际投资者认为在2004年就应该配合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推出汇率改革措施，如果推出，会让经济改革更顺利一些。他们认为总体上一些政策的推出仍是比较瞻前顾后，不够果断。”

　　“大家都觉得一些政策，如加息本来应该早就加了，但直到11月初才加息，汇率改革也一直在强调一些外部条件，但市场是不会等待我们所希望的条件的。”他说，“前阵子我们抱怨说美元走软是否太快了，但这个事实并不是中国所能控制的，甚至也不是美国政府能控制的，而是由国际金融市场决定的。这种走软当然使中国汇率改革面对的市场环境恶化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在8月份市场较好的时候进行改革呢？这就是教训。”龚方雄说。

　　龚方雄认为，从政策层面上，我们不能指望其他国家，而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完美的市场环境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实现的，关键是兴利除弊。“邓小平80年代在推进改革的时候，可以有一万条理由来反对当时的一些改革措施，但他还是勇敢地推进了改革。我们认为中国不可能永远以这种廉价的出口来换取昂贵的进口，并保持这种增长模式。”

　　他进一步分析，从宏观经济上看，货币越来越软，事实上对经济是一种刺激作用，货币在不应该走软的时候走软，反过来对国家实施信贷控制又产生了一定的困难，在中国需要紧缩货币的时候货币却走软，这显然是与中国宏观经济相矛盾的，导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配合不协调。

　　来自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的经济学博士Wilson在与记者对此问题交流时，也表达了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关注。他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中国重新定位自己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不论是人民币币值问题还是其他问题，中国都需要从一个更大的世界经济的范畴来考虑自身的政策。

　　“2005年，中国应该更注意保持内需与出口的平衡，这同时也应该是长期的一项维持经济稳定的政策。中国的经济改革政策成效显著，它使中国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许多经济学家也认识到，作为一个经济高速运转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考虑到进一步与国际经济接轨，适时调节经济增长速度和汇率，从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Wilson说。

　　社会公平应该提上日程

　　除了金融风险，下一阶段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另一重点仍然会是三农问题。

　　纪野认为，中国政府现今的主要任务不仅是创造财富，还要关注财富的分配，这也是中国政府最大的挑战。“如果说在前几年，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创造财富的话，那么时至今日，财富的分配则变得同等重要了。我想不论是温家宝还是胡锦涛等领导人都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执行起来还需要时间。”他说，“在很多西方国家，公平问题很自然是政府的责任。没有公平就没有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在西方学者看来，公平是社会最核心的问题。”纪野说。但他也承认，各国对这一问题解决方法各不一样，例如欧洲国家政府和美国政府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方法就不同。美国宣称“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财”，欧洲则采用另外一种方式——“综合性福利制度”。

　　纪野认为美国的口号更多只是表达了一种理想状态，宣扬一种机会平等的理念，而欧洲的福利制度则更有实际意义。“我不知道中国现在打算采取什么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现在还没有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福利制度。例如教育——农村孩子上中学或者上大学的比例都很小。而在欧洲，城市和农村人口受教育的机会是比较公平的，没有像中国差别得这么悬殊。”

　　他说，“当然，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远远超过欧洲，这可能也是中国难以推行类似制度的原因。但财富的分配与教育等问题都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制度性的问题实质上是系统性的问题。而中国的制度系统中却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现今的政策在制订过程中，如何维护农民和下岗工人的利益？许多经济学家一直讨论三农问题、民工问题和下岗职工问题，其原因恰恰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利益还没有得到确实的保障。”

　　纪野说，现在，中国人更愿意靠自己而不靠国家，例如，为了保证健康，许多人选择购买保险。但欧洲不是这个模式。欧洲大部分就医几乎是免费的，只要个人负担5%左右。如果失业了的话，政府也会进行帮助。“据我所知，中国现在还没有确定今后要采取哪种模式。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改革是不会倒退、回头的。社会上没有哪股力量希望改革倒退。”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除了上述两个重要问题之外，不少海外经济学家都呼吁中国应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龚方雄认为，2005年中国宏观经济的热点将集中于一些资源性的行业、消费领域以及银行和金融体系。但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能否顺利，很重要一点是内地消费能否像今年这样畅旺，农民收入的增长能否保持近年的高水平态势。

　　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转换增长模式，逐渐从投资贸易型的经济增长转向以消费带动型的经济增长，即以内需增长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因为不论银行、汇率、收入等改革最后都与此有关。

　　纪野也认为中国目前过于依赖出口。数据显示，1999年，北美的外贸有40%在北美国家之间产生。而就欧盟内的贸易占各国贸易总额的80%，只有20%是跟美国和亚洲等国的贸易往来。相比之下，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比较高。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主依要靠外国直接投资(FDI)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现在应该超越靠FDI带动经济的第一阶段了，中国应该进入第二阶段，即扩大国内市场，扩大内需。”

　　他相信中国领导人也很清楚要大力扩展内需，毕竟，中国向国外出口商品在数量上是有一定限制的，不可以超过这个限制，所以要发展国内市场。这也是为什么要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