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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岱年
现代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结合，形成了一个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巨大变革机会，这大大加速了人类社会全球化的进程，也加速了地球自然面貌的改变。
我们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的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我们要自立于世界
的民族之林，仍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需要提倡理性的、实证的、怀疑的、批判的科学精神。
但是今天的世界还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例如：自然资源的匮乏、生态的失衡、野生生物物种的急剧消亡、人口的激增与老化、通讯的发达导致文化多样性的逐渐丧失、全球范围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社会的动荡、恐怖主义的流行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提出了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靠科学技术是不够的。君不见，当今科学技术最先进、最发达的美国，也深受这些问题的困扰，至今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对策。
所以，在今天提倡唯科学主义(Scientism)或科学主义，鼓吹科学方法万能、以为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不仅不合时宜，在理论上也是讲不通的。
这是因为，科学只能解决事实判断问题，不能解决价值判断问题。科学求真，但它不解决善与美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是很清楚的。他说：“科学不能创造目的，更不用说把目的灌输给人们；科学至多只能为达到目的提供手段。但目的本身却是由那些具有崇高伦理理想的人构想出来的。”
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也说：“社会思想家们在认识到科学没有一把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以后，他们愿意承认，在维护道德秩序和作为科学不能提供的各种经验的源泉方面，传统(包括宗教传统)有重要的作用。”
现代科学技术虽然能延缓人的衰老与死亡，但仍不能改变人的生老病死的过程，人仍然不能摆脱生离死别的悲剧命运。因此，有不少人，为了心灵的慰藉，仍乞求于宗教。在艺术创作与审美判断时，这涉及到人的感情、直觉、灵感，也不是科学理性所能取代的。
唯科学主义者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应该被应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确实，自然科学的许多方法(例如归纳法、假说演绎法、定量方法、模型方法、实地调查方法等)都已应用于社会科学，这种趋势不会减弱。但是社会科学也有它们特殊的研究方法。至于哲学、人文学科，情况就更为不同。哲学主要靠思辨、批判与反思，或者靠对语言语义的分析。历史学就要用诠释学的方法。科学从多样性和特殊性走向一致性、统一性、简单性和必然性，人文学科则突出独特性、意外性、复杂性。二者是有根本区别的。
在我国曾经出现过一种独断、教条的唯科学主义，在这种唯科学主义观点指导下，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和社会学)全被当作伪科学而予以取缔；西方世界的自然科学家的世界观也被当作唯心主义予以批判。
比如1952年时，我国某科学期刊就刊载了7篇批判美国化学家鲍林关于化学构造理论方面的共振学说，说这一学说“机械”和“伪科学”的，而在1954年，鲍林却因他这一学说荣获诺贝尔化学奖。这类独断的批判不可能不对我国的生物科学和化学研究带来巨大的危害。
难怪美国有位学者R.鲍姆(Baum)在《当代中国的科学与文化：阻碍现代化的根源》一文中，把独断的唯科学主义看作阻碍我国科学发展的五大根源之一。
当今世界在日益全球化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各种文明间的冲突。而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是不同文明的共存，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相互信任，彼此宽容，相互交融。要做到这一点，决不是唯科学主义所能做到的。我们更需要从哲学、伦理和人文学科、人本主义中吸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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