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路：北大在多元化时代的追求

　　特约撰稿 范 仄

　　北大2003年的人事制度改革所引起的风波，将人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讨论，转变为对“大学改革”的思考。

　　建设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缺乏现成的路径。仅仅简单的政府加大投入不能完成 “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任务，而且有可能败坏原有大学的微弱根基。北大人事制度改革风波只是进一步暴露了我们不仅缺乏现成的路径，而且缺乏像样的大学改革思路的残酷真相。

　　大学改革思路的缺乏，重点表现为大学理念的缺席。人们在一夜之间发现我们没有人知道大学是什么，大学的使命是什么，大学存在的理由是什么。改革与建设的任务同样艰巨。

　　“创一”运动中的歧误

　　近些年来，面对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和全球性的经济、军事、政治竞争，人们把目光投向教育，把希望寄托在高等教育的改革和未来人才的培养上，因此兴起了一场所谓的世界性大学改革运动。

　　中国当前的大学改革运动虽然从表层上看是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一政治性动员的响应，但人们所进行的具体讨论参照了这场所谓的世界性大学改革运动。他们不断讨论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力图从这种关于发展趋势的论述中找到自己立论的制高点。比如认为高等教育必须建立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合理的人才结构，改革传统高等教育象牙塔式的结构，实现教育结构类型的多样化；加强专门人才在生产和科技部门独立工作的能力，是当前高等教育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基本方针；依据社会经济发展变化，适应科技信息化的发展，将大学改革和调整成为社会在职人员可以继续学习和深造的场所，等等。

　　这些趋势言论成为许多人谈论大学改革的圣经和法宝。但它们给人的总感觉就是要把所有的大学办成高等职业学院。但人们忽视了关键的两点：第一点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改革在做加法，是在原有的大学根基上增加一点功能，或者准确地说是延伸一点功能，是对原有大学传统的一种向外延伸。我们不能忽视其背后源远流长的传统，简单地把所谓的综合趋势看作具体大学的改革方向，更不能把它看作大学的根本内容。第二点也许是教育部长们确实应该具备的认识，这种所谓的趋势表明的是大学的综合趋势，而不是每一所大学所必须如此的。更重要的是，这只是大学的内容之一，或者说最表层的内容之一，只是大学对社会的一个面向，其所以可能的根基要比这些所谓的趋势深厚得多。教育部长的思维也不能如此直接，因为他要考虑的是大学通过什么样的分工来共同完成这一具有国家竞争总体性质和功能的人力资本竞争。

　　很显然，北大人事制度改革方案第一稿，不仅具有将北大在培养人才方面变成高等职业学院的性质，而且具有将北大教师变成高级实用人才的性质。这尽管只是暴露了主事者之一张维迎所在的光华管理学院在经济热潮中被经济光环掩盖了的本来属性——高等职业学院，但也反映了当下中国关于大学改革趋势的一种普遍理解。

　　多元化时代的追求

　　我们在经济浪潮中，把社会上什么东西“热”什么东西就“牛”的流俗逻辑带进了对大学的理解。比如北大朗润园有两个相邻的研究机构，一个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个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前者大门八字开，富丽堂皇，周围停满高级汽车，不知就里还以为是国宾馆；后者小门开向小胡同，冷冷清清，只有布衣书生侧入侧出。假如我们的教育家也像普通民众崇拜前者一样，认为前者的知名度高是因为前者的学术水平高，那我们的大学改革就南辕北辙了。我们许多的大学改革就是这样一种南辕北辙，正如南方某大学校长感叹：为什么我们学校不多出几个像余秋雨这样的学者。把学者明星化当作大学改革的目标是最堕落的大学改革。

　　大学是什么，就是大学存在的理由。英国哲学家、数学家怀特海认为想象力是大学存在的理由，即它联合青年人和老年人共同对学问进行富有想像的研究，以保持知识和火热的生活之间的联系。这是一般大学存在的理由。而北大人事改革制度方案第一稿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因为正如许多人所批判的那样，它不仅不是联合青年人和老年人的方案，反而是离间一切可能的学术合作的方案。

　　每一所大学必须思考自己所存在的理由，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之处。我们的大学必须在一种结构性竞争中寻得自己存在的位置。北大人必须思考北大存在的理由。北大和一般大学存在的理由一样，就不是北大。

　　北大在历史上曾是中国最高学府，后来人们也一直这样定义它。在多元化的当代，这种定义会受到挑战；它的合法性会受到质疑，甚至嘲笑。尽管如此，北大作为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非正式性定义一直还是受之无愧的。这也已经成为它的宿命。北大人也是这样去看待它，发展它，从这个定义出发去形成自己的使命。这是北大首要的传统，也是其在中国诸大学中的结构性特征。做无名有实的最高学府，应是北大在多元化时代的追求。

　　中国最高学府的首义就是用汉语传承人类文明。当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多元，越来越不确定。人们有时更愿意从程序角度去思考问题，而不愿意给出实质的答案，认为实质的答案只能由历史来确定。

　　其实在全球化时代，许多东西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不确定的同时，许多东西也变得越来越明朗。人们之所以不能发现后面这一点，是因为我们都被科技和社会应用层面的“创新”意识形态迷误了。太阳底下无新事，而我们总是从“创新”角度来看待未来，很少有人从传承角度看待未来。我们确实很难确定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但我们知道下一步是从过去走来。我们最大限度地传承过去，就是最大限度地扩展未来。我们不知道人类文明的未来，但我们可以传承人类文明的过去；做人类文明最好的传承者，让未来从最好的文明传承中诞生。

　　师者，传也。我们必须洞悉人类文明，架构用汉语传承人类文明的大学机制。大学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集中场所、专业场所。在未来大学竞争中胜出者，绝对是在架构传承人类文明的大学机制上抢得先机者，而不是所谓的“出成果”论者。今日之学术成果者，亦有沦为明日之学术垃圾之虞，真成果在人类文明中。

　　我们如果连这个都看不透彻，那就说明连基本的历史意识都不具备。架构用汉语传承人类文明的大学，需要大本钱，一个国家无法也无需建立太多这样的大学，有那么几所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全国就够了。而北大就应该做这样的一所大学。

　　在当前的中国大学改革思路中尚无一所大学具有这样的架构意识。没有这个架构，再符合市场逻辑的竞争手段也只不过是把一所二流大学、三流大学建设得更规范一点，更标准一点，是在比谁的大学更像一所二流大学、三流大学。

　　架构汉语文明传承机制

　　我们身处全球化时代，我们对自身的认识不得不在对他者认识的共生中产生。它们已经是一对孪生兄弟。用汉语传承，就意味着汉语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对译，就意味着汉语文明的扩展和深入。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谈论“华人大学理念”、“大学改革与学术传统”。我们要传承的是整个文明，而不是某一片断。现在很多的海龟就是这样成为双重无根派的：在西方做中国学问，在中国讲西方学问，无需面对所讲学问的传统。而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的学者面对的是一千多年的传统，在千年传统面前发言谈何容易？

　　我们只有创造让学者不得不在人类文明传统面前发言的机制，而不是一两个学者之间的竞争，我们的学者才会获得真正的汰选，才会成熟。创造让中国学者不得不在人类文明传统面前发言的机制，就必须在汉语传承人类文明上着力。让中国学者用英语到世界上去博弈，去面对那边的传统，依然是末法，是挥刀自宫的葵花宝典之法。第一，这本身就是一种失败，第二，这本身就是帮着别人来打败自己。用汉语传承人类文明，不是速成之法，但是惟一之法，是制高点之法。

　　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大量的无用之学，甚至无“创新”之学。只有存在好的“无用之学”，有用之学才有标准，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有用之学。

　　传承人类文明，需要建立什么无用之学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只能挂一漏万地举例说明，比如在汉语世界建立关于古希腊文明、古希伯莱文明、黑非洲文明、阿拉伯文明、古罗马法律政治文明等的学问，就必须像建立中国古典学问一样，从古文字、语言、考古、文献等方面着手，建立完备的研究机构和简捷的传承方法。只有这样，我们传承的人类文明才是有根的文明。我们的汉语翻译才具有文明对译的功能。

　　假如如此，北大就不会出现裘锡圭老先生出走复旦大学的事情。在中国最高学府里，竟然没有古文字学最好的学者，这给人这个学校没有根的感觉。学术总的来说是一种书写文明；植根于自己文字传统的书写文明才是有根的。

　　50多年前，陈康先生就曾经提出这样一个理想——让西方人看到中国人研究古希腊哲学的成就后就以不通中文为恨。而我们至今还没有向这个理想迈出第一步。时不我待，我们在这一问题无需犹豫。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能建立完整的自然科学传统。因为自然科学研究最终只是通过人类观念的自我更新来实现自己的功能。我们的文明传承架构就是为观念的自我更新铺设更广阔的基石，为自然科学研究的社会功能更加完善提供可能。

　　这时，我们就可以谈论从大学传统中延伸出来的功能，谈论大学汰选机制了。其他种类大学的存在之所以可能，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大学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