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能为文明的共存作出贡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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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2月29日 21:47 21世纪经济报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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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访谈 中国文化能为“文明的共存”作出贡献 本报记者 祝乃娟
实习记者 戴志勇 北京报道 “文明的冲突” 《21世纪》：1993年夏季号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了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你对此怎么评价？ 汤一介：我于1994年撰写了《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刊于《哲学研究》，1994年第3期，批评了以亨廷顿为代表的美国“霸权主义”。 1996年，亨廷顿为了回答对他的批评，并补充和修正他的某些观点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可以看出他的一些观点有所改变，比如在他为中文版写的《序言》中说：“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 他提出“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应该说是比较明智的。 但我认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无论如何是片面的，而且是为美国战略服务的。虽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可以说，他敏锐的观察某一些由于“文明”引起冲突的现象，例如中东地区的巴以冲突、科索沃地区的冲突，甚至伊拉克战争等等，都包含着某些文化宗教的和价值观的的原因，但是分析起来，最基本的发生冲突和发生战争的原因不是由文化引起的，而是由“政治和经济”引起的，巴以冲突是为了争夺地区的控制权，伊拉克战争主要是为了石油，科索沃地区冲突主要是为了大国的战略地位。 不过，我们应看到另一方，在不少不同文化之间现在并没有因为文明文化的不同而引起冲突，例中印之间，中俄之间，甚至中欧之间，都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特别是近十余年里，并没有什么严重冲突，更没有发生过战争。所以“文明的冲突”论并不能正确说明当前世界现存的形势，更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而“文明的共存”才应是人类社会的出路，是人类社会必须争取的目标。 《21世纪》：为什么亨廷顿的观点有这样的变化？ 汤一介：这正是由于他感到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实际上是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和威胁；在国内又受到“种族”等问题的困扰，因此提出了“世界秩序的重建”问题。 另一方面，在亨廷顿内心真正希望的是西方文明的“复兴”，“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地位”。“9·１1”以后美国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正在试图确立其作为其他文明的霸主的领导地位。 文明发展应以相互吸收和融合为主 《21世纪》：不同“文明”之间可以实现“共存”吗？ 汤一介：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上并不缺乏由于文明例如宗教的原因引起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冲突。但是，我们从历史发展的总体上看，在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域之间的文明发展更应该是以相互吸收与融合为主导。照我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冲突主要并不是由文明的原因引起的。 以中国文化的发展为例，就更可以看到在不同文化之间由于文化原因引起冲突总是暂时的，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与融合则是主要的。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本来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秦陇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但后来才合成一个大体统一的华夏文化。特别是到公元一世纪初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更加说明两种不同文化可以共存。 《21世纪》：“文明的冲突”论并不能正确说明当前世界现存的形势，更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而“文明的共存”才应是人类社会的出路，那么，我们现在处于怎样一个时代呢？ 汤一介：依我看，也许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而且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火焰，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受到印度佛教文化冲击后，再次回到先秦的孔孟，而把中国本土哲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很可能是对二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的又一次新的飞跃。 《21世纪》：那么，我们是否能说当今人类社会的文化正在或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呢？ 汤一介：我认为，从种种迹象看也许可以这样说。 首先，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殖民体系的逐渐瓦解，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和受压迫民族有一个很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从各方面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民族的独特文化语言、宗教、价值观等等，正是确认其独立身份的重要支柱。 一些东方国家的领导人和学者为了强调自身文化的特性提出以群体为中心的“亚洲价值”以区别西方的以个体个人为中心的所谓“世界价值”。等等，等等。 其次，公元前500年前后那个轴心时代，正是上述各轴心国进入铁器时代的时候，生产有了大发展，从而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思想家。而当今进入了信息时代，人类社会又将会有一个大飞跃。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联成一片，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六百年那个“轴心时代”是各自独立发展的，而是在矛盾、冲突和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中发展。每种文化对自身文化的了解都会有局限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从另外一个文化系统看，也就是说从“他者”看，也许会更全面的认识此种文化的特点。 这种以“互为主观”、“互相参照”为核心，重视从“他者”反观自身文化的跨文化研究逐渐为广大中外学者所接受。从另外一种文化来了解自身文化，正是为了继承自己的传统文化，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在这样情况下，如何保存其文化的特性，传承其文化的命脉，无疑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我们知道，经济可以全球化，科技可以一体化，但文化是不可能单一化的。从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看，任何文化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只有充分发挥其原有文化的内在精神，才可以更好的吸收外来文化以滋养本土文化。 第三，就当前人类社会文化存在的现实情况看，已经形成了或正在形成全球意识观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我们可以看到，也许21世纪将由四种大的文化系统来主导，即欧美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中东北非文化伊斯兰文化，这四种文化不仅都有着很长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每种文化所影响的人口都在十亿以上。 《21世纪》：在文化上该如何面对这个新的轴心时代呢？ 汤一介：人类社会如果希望走出当前混乱纷争的局面，特别要批判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部落主义，在文化上不仅要面对这个新的轴心时代，而且必须不断推动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对话。 我们回到“传统”，以“传统”为起点，并从“传统”中找寻力量、找寻支点，以推进我们文化的发展，来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问题，就这个意义上说，21世纪也许将由有着很长历史文化传统的欧美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伊斯兰文化等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再次回顾公元二千五百年前那个轴心时代的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在这新的轴心时代，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传统而且这些文化传统仍然有着雄厚的人口资源基础，是决不可能被消灭，即使用战争的办法，也只能暂时起一点作用，从长远看，文化仍然必须共存。 中国文化能为“文明的共存”作出贡献 《21世纪》：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是儒、道两家，它们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也有着重要影响。经济全球化影响着文化，它加剧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和战争。在这个新轴心时代，儒家的思想理论是否能对“文明的共存”提供有意义的资源？ 汤一介：首先，儒家的“仁学”为“文明的共存”提供了有积极意义的资源。 治国、平天下应该行“仁政”，行“王道”，不应该行“霸道”。行“仁政”、“王道”可以使不同文化得以共同存在和发展；行“霸道”将引起文明的冲突，而使文化走向单一化，形成文化霸权主义。 当然，孔子的这套“仁学”理论虽然不能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文化的共存的全部问题，但它作为一种调节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条准则，使不同文化得以和谐相处无疑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此外，要使不同文化之间和谐相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许孔子提倡的“和而不同”可以为我们提供极有意义的资源。如果我们把“和而不同”用作处理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原则，它对于解决当今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纷争应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在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因文化上的不同例如宗教信仰不同，价值观念上的不同而引起的矛盾、冲突，把“和而不同”作为解决纷争的原则应更有意义。 因此，我们必须努力追求在不同文化之间通过对话，实现和谐相处。现在中西许多学者都认识到，通过对话沟通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的重要性。例如哈贝马斯提出“正义”和“团结”的观念。我认为，把它们作为处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原则，是有意义的。哈贝马斯的“正义原则”可理解为，要保障每一种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按照其民族的意愿发展的权利；“团结原则”可理解为，要求对其他民族文化有同情理解和加以尊重的义务。只有不断通过对话和交往等途径，总可以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形成互动中的良性循环。 《21世纪》：那么道家思想对于现代又有何裨益呢？ 汤一介：道家的“道论”能为防止“文明的冲突”提供有意义的资源。 老子《道德经》一书中，“道”是其基本概念，而“自然无为”顺应自然的规律，不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是“道”的基本特性。今日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着种种纷争，无疑是由于贪婪地追求权力和金钱引起的。那些强国为了私利，扩张自己的势力，掠夺弱国的资源，实行强权政治，正是世界混乱无序的根源。也就是说帝国霸权正是“文明冲突”的根源。老子提倡“自然无为”我们可以理解为：不要做无为违背人们愿望的事，这样社会才会安宁，天下才会太平。据此，我认为“无为”也许对新帝国的领导者是一付治病良方，如果他们能接受，将会使世界得以和平和安宁。 因此，我认为老子思想对消解“文明的冲突”论是十分有价值的理论。当然，两千多年前的老子思想不可能全然解决当今人类社会的问题包括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等等问题，但是他的思想对我们应有重要启示。 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获得新生 《21世纪》：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和现代在不断地发生着碰撞，那么怎么样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获得新生呢，传统文化该如何转型？ 汤一介：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出来重建中国的民族精神？首先是因为1949年以来，中国的民族精神被打断了，我们把孔、孟、程、朱、陆、王全批判掉了，特别是“文革”，破四旧。现在需要重新定位，科学地分析哪些有价值，所以我们面临一个重建的问题。 1980年代已经逐渐在做了，199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我们要有“文化自觉”，我们要在重新审视传统的过程中，让大家了解我们的文化，尤其是看到传统文化对今天的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因为有3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都在批判，我们的传统几乎是断掉了。 现在已经21世纪，是一个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迅速发展的世纪，我们过去的观念是不是要发展？即使过去的优秀的，好的，也需要发展，给他新的诠释。如孔子的“仁”，过去讲家和国，现在要考虑全世界，考虑人类，内涵要扩大。 这就同时提出一个问题：如何看待西方文化？从上个世纪以来我们吸收西方的东西，如进化论、尼采、马克思主义，这些都不一定完全消化了。比如杜威的实用主义，胡适就讲得有偏差。佛教进来，我们消化了1000多年，才完全吸收到中国的文化里。现在从1840年算起，才100多年，要把西方的精神真正弄清楚。当然，他们的问题也要弄清楚。 只有了解了自己的文化、世界其他文化的优缺点和发展趋势，才能建立起新的适合现代中国发展的新文化。现代社会有许多弊病，归根结底，是一种健康的、合乎理性的文化精神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要努力。一方面，是学者们要努力，另一方面，具体的工作不能停顿下来，在基层，比如说在北京安定门街道，我们有国学启蒙班，教孩子们读《论语》甚至《三字经》中的一些东西。安定门那边有孔庙和国子监，他们想建成一个文化区，这就很好。北大的“一耽学堂”，也在做类似的工作。这个工作，必须要大家都来做，才能在社会上普及。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介绍国外的好东西，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莎士比亚的戏剧，总之要紧紧扣住如何重建和提高我们的文化精神以及民族精神这个目的。另外，政府应该要大力支持和提倡，光民间的力量，是不行的。但政府目前注意得还不够。但这些只能慢慢来做，不能着急。 《21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民族复兴有何意义？ 汤一介：应该说，中华民族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前夜，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文化有个自觉的认识，必须给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认真发掘我们古老文化的真精神所在，也要认真反省我们自身文化所存在的缺陷，把我们更好的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华，并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下给中国文化以现代的诠释，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地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前列，与其他各种文化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的新世界。 反对“文明冲突”论，倡导“文明共存”论，这无疑是人类社会的福祉。中华民族有着很长灿烂光辉的历史文化传统，它的文化对人类社会无疑是极为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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