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晶工作室：西方经济学的中国驿站

　　本报记者 邱 伟

　　北京报道

　　关于这个女人的传言，是围绕着国内外一些经济学界名人展开的。

　　经济学界因为有这样一个女人的参与,似乎多了一些热烈的气氛。

　　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偶然，10多年前，梁晶从哲学的氛围中走了出来，她进入经济学圈子，她先去了人大出版社，她想改变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状，于是她想出版严肃的经济学著作和翻译国外的经济学教材。由此她认识了一批如今的主流经济学家。

　　1990年代初，梁晶和相当多的经济学人都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故步自封如此落后，西方经济学的大门还关着。梁晶决心从教科书为之，以开启中国的经济学文化。

　　在历经与国外艰苦的版权谈判后，再通过国内的种种争议，1997年，第一本翻译的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终于出版了，整个学界为之一震。

　　就这样，后来脱离出版社的梁晶以“梁晶工作室”的名义，每年出版四五本翻译的顶级经济学著作，她向中国民众介绍来的是包括拉丰、梯若尔、曼昆——这样的最知名经济学家和他们的经济学教材和著作。

　　进入新世纪之后，她把关注的目光更多聚集在了“交流”之上。在与一群顶级经济学家成为朋友之后，她把他们从国外请到中国来，每年一次的专题研讨班拉近了国际与中国学界的距离。

　　2003年2月，希勒与吴敬琏关于中国金融问题的对话，是梁晶精心导演的一场大戏，这让民众的思考视角更加宽广。

　　2004年12月22日，已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与金融学院教授的梁晶在她的“梁晶工作室”接受了本报专访。

　　历史与现实

　　《21世纪》：历史与现实有什么不同？

　　梁晶：一些现在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在过去都是问题。

　　比如，当年我们酝酿翻译出版西方的经济学教材的时候，我们遇到许多问题，有的人第一反应是不能出版，说是“会毒害我们的学生”。

　　97年在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翻译完成的时候，我却被告知：要删除和中国有关的(不同体制的比较)部分，但我们不能删，因为要保持一本书的完整性，删了就不成体系。这时出版社提出，争求国外的意见，如果国外出版社和作者同意，出版社是有权删。

　　当时，我们认为这将是历史不能宽恕的耻辱，我们无法向后人做出解释，于是我坚决反对这么做。无奈时，我给斯蒂格利茨写信，我告诉他，我们现在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希望他理解并支持我们。后来斯蒂格利茨给出版社写信明确说明不同意删改他的教材。如果当年不是我们顶着各方面压力坚持下来，也许之后相当长的时间，我们的学生使用的将不是一本完整的教科书。

　　《21世纪》：20年前的你又与现在的你有哪些不同？

　　梁晶：过去，我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喜欢艺术，比如音乐和绘画，喜欢一切美的东西。可以有很多朋友在我们家开演唱会，有人弹钢琴，有人拉小提琴，我很沉醉于与朋友在一起的人文感觉。那一段生活，人与人关系简单，感觉很幸福。

　　来经济学界的工作让我变化特别大，我变得特别实际。我一定不会浪费时间。我们哲学系的朋友对我有意见，有时他们来找我聊天，我经常会拒绝，因为我觉得很浪费时间。

　　但实际上，我觉得这种状态很悲惨。以前，没什么事，我们可以一起聊天，很开心，笑得都很自然。但现在，当我不是和一个人讨论事情的时候，已经很少坐下来了。

　　可以说，现在我变得比以前冷漠了，以前任何事都可以触动我，而现在，比较难。但是说心里话我更喜欢哲学系时的生活，无论是去颐和园后湖游泳还是操场上打球，一切回忆那么美好。《21世纪》：难道不再喜欢美的东西了？

　　梁晶：当然喜欢。

　　我可能在这个圈子里比较另类，比如，我可能经常会写些随笔，如果说生活在过去的圈子里，我这种状态很正常，但在经济学的圈子里，这种状态比较另类。

　　经济学的圈子很理智。有时我写些散文，自己觉得很感动，于是我就把它发给我的一些朋友，结果经济学圈子里只有汪丁丁一个人给了我回应。于是我现在很少写东西了，因为创作需要被人认同，没人赞赏，我的积极性就受了影响。

　　与经济学家一起歌唱

　　《21世纪》：既然你是这个圈子的另类，想法又如此不同，你何以与经济学家交流呢？况且你是现在与他们交流地如此之好。

　　梁晶：因为我欣赏每一个人，我看到他们身上特有的优点，哪怕有时我们相处的不愉快，有分歧，但是我也觉得这个人一定是有优点的，我会宽容他的缺点。

　　我觉得挺对不起大家的是，多数时候都是大家在帮我，当我有一个什么想法时，我就发动大家出主意，不仅是出主意，我还拉着大家来干事，比如说各种讲座和讨论会，还有我们学生的许多课程都是大家和我一起完成的。

　　《21世纪》：你负责的人大金融实验班，授课的很多教师在国外都是一流大学的教授，如果他们教MBA都会享受巨额薪资的，你是如何说动他们来上课的？

　　梁晶：我只坚信一点，当老师的都有一种本能的责任感，很多在国外的教授回国给我们的学生讲课多是出于这种责任感。如果大家都是为了钱，就难有人为我们的学生讲课，因为我们能够付出的报酬比较低。但是我们在改革教学体系的过程中，一些新设立的课程，一时没有人能上课，我们正在培养新人，但在这个过度阶段，我们只能求助别人，之所以有那么多人从国外来给我们的学生上课，源于我平时和大家的联系比较多，我把大家当朋友，大家也把我当朋友。

　　《21世纪》：中国的经济学家你最欣赏哪一个？

　　梁晶：这个我不能说，我若说了一个，就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

　　《21世纪》：怎么看待目前一些经济学家中的“炒作”现象？

　　梁晶：我没多想过，虽然我知道有这种现象存在。我与那些特别会炒作的人没有太多的来往。

　　我接触人是有个标准的。我会宽容别人的缺点，但不宽容别人的品性不端正。

　　自信与平等

　　《21世纪》：你自认为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梁晶：努力做好自己想做的事。别人都认为我做事非常认真，的确是这样，凡是我想做的事，我都非常努力。另外自信也很重要。我从哲学的圈子跳到经济学的圈子，本来在各方面应该是最没有发言权的。但是我是一个从小比较自信的人，正是源于我的自信，缩短了我和大家的距离。

　　我从小对人有一种平等意识，我从心里对所有人是一样的，不因为谁是领导，或者谁是名人有所有同，我既不把别人看高，也从不把自己看低。“自信”我理解是既不把自己看高，也不把自己看低。我总是觉得人和人之间其实是没有多大差距的。

　　我时常给我儿子讲，与人接触的时候，能把别人放在心上，为别人着想，就会给别人带来快乐，也给自己带来快乐。这就是我做人的原则。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做好，但我坚信这个原则。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生活沉重的人，而是特别简单的一个人。

　　我很珍惜这点，到哪儿都给别人带来快乐，给也自己以快乐，这比任何物质财富都要好。

　　《21世纪》：下一步你的目标是做什么？

　　梁晶：我正在以我的努力，推动中外经济学的交流，我希望能对中国经济学改革多做些工作。

　　目前，我最想做的，就是建立一个杂志，这个杂志就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教学杂志，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杂志加快中国经济学教育追赶西方的速度。

　　以前我们翻译教科书，是把经济学的内容带到了中国来，现在，我们要把教学方法，教学理念、很多前沿的问题带到中国来。

　　我希望这个杂志不流产，一旦做起来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21世纪》：对现在的学生，你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梁晶：现在的学生很幸福。他们比你们，更比我们都幸福。虽然仍有些大家都认为不该上的课，但在美国能学到的东西，在中国也都能学到了。

　　但他们有点让我感觉缺乏理想。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学习，这也许是社会的大环境使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