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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长 蔡昉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什么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我们和综合宏观管理部门的领导有不同的议论和争论。他们主张经济增长应该优先，我主张就业应该优先。我并不是反对经济增长，但是我认为经济增长必须以就业为前提。也就是说，有就业了就可以有经济增长，但有经济增长不一定有就业。需要很多资本的经济增长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最丰富的资源是劳动力
资源。
就业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其他国家也证明了这一点。最典型的是东亚奇迹，包括日本、包括亚洲四小龙。它们的经济增长曾经创造了60年代到80年代的奇迹。这个奇迹，一半可以归功于它们有利的人口结构。
“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经济增长的源泉，通常可以看作生产要素，例如土地技术管理等等。人口结构也是一种特殊的源泉。如果在一定的时期里，孩子太多不能参加劳动要花费很多资源，或者是老人太多社会不堪承受。但是在一定的时期里，如果一个社会中身强力壮的人很多，就会带来额外的经济增长源泉。通常，我们会把它称为人口红利。
蔡昉：男，1956年9月30日生，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导，现任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其论著涉及经济学的许多领域，最为突出的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改革问题的研究，形成了把改革与发展相结合的研究特色。#
当我们的劳动年龄比重比较高时，就可以看成一种资源。大量的人口就业，社会和家庭被抚养的人比例低，能够抚养别人的人比例高，就容易产生红利。有储蓄有消费，有利的人口结构也有利于储蓄率的提高。可以看到，储蓄率即每年固定资产增长额占GDP的比重很高，有30%、40%，且有逐年提高的趋势。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国际比较中看到中国的储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它得力于人口红利。
1978到1998年，中国每年的GDP增长率是9.4%，这个经济增长是由什么贡献的呢？第一个是物质资本的增长，也就是投资做出了28%的贡献。第二个是劳动力的数量。抛开劳动力的质量不说，劳动力的数量做出24%的贡献。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做出了24%的贡献，也就是人力资本的贡献。劳动力的转移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从生产力低的部门向生产力高的部门转移，贡献了21%。另外3%是技术进步、微观效率等。农村积累了二亿的剩余劳动力，当年如果没有转移出来就是效率的损失。现在我们通过解除制度的障碍，把他们转移出来。这个转移本身就对整个GDP增长做出了21%的贡献。世界银行做的估计，跟我们的数据不一样，但是原理一样。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物资资本对经济增长起的作用，同时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转移做的贡献都是巨大的。而且我们都可以归结到人口红利上。
人口红利并非永远存在
人口红利并不是永远不会枯竭的。说它是额外的经济增长源泉，也就是说它不是永远存在的。大家在脑子里可能对这个很不熟悉，包括社会公众、干部，甚至很多领导人，在脑子里都觉得中国人口会继续增长，增长到2040年2050年，达到15、16亿。同时在很长时间里，劳动年龄人口在逐渐地上涨，一年一千万的趋势会保持很多年。但是，根据最新的人口预测，这个观念应该改变了。
从2000年预测到2050年会发生三个变化。第一，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就是用来表达人口红利的指标从今年开始转折，大概明后年就开始稳定，从2006年就不再上涨了，大概从2010或者2011年就会开始下降，而且速度比较快；第二，劳动年龄人口大概在2010年左右就会稳定下来，不再有什么增长了，到2020年或者2021、2022年也开始绝对地下降；第三，中国总人口比较有意思的，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中国的总人口。过去我们都说会增长，很长时间会达到16亿。其实不然，大概在2030年左右也会下降，和我们原来说的2040年2050年都不一样了。而且，从上升到下降应该有一个高峰点，到不了16亿人。
这三个变化的趋势告诉我们什么呢？人口总量要变化，人口结构要变化，而且这个变化都会比我们原来预料的要大大地提前。它导致了社会人口结构新的特点。其中一个特点是老龄化，意味着养老负担会提高。
谨防中国未富先老
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能够比较早地带来人口红利和比较好的人口结构。但是，它来得早去得也就快。我们花了30年的时间把人口转变过程完成了，同样的过程在过去的发达国家经历了上百年。但是真正能够利用人口红利的区段是有限的。
我们需要人口红利来保持中国经济增长高速发展20年。这个很重要，我们的人均GDP已经是1000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衡量我们是4000美元。总体上看我们已经和改革开放初期有了天壤之别(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是300美元)，但是我们最多还只能是一个中等国家的高水平者而已。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进入到老年化社会，会未富先老。我们走在欧洲街头，我们会看不到年轻人，全是老年人，那是典型的老年化社会。但是他们能够养老，因为他们是先富后老。有了钱，社会积累很大了，因此他们的医疗保险社会福利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和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是，我们还没有足够多的资源就已经开始老年化了。因此要想养老人，至少还需要20年的经济增长。而且根据经验，韩国曾经持续保持40年的经济增长。韩国能做到我们也就能够做到？从这个角度，我的专业告诉我，我们应该研究劳动人口、研究失业问题、研究劳动参与率问题和相关的劳动力市场问题。#
蔡昉：男，1956年9月30日生，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导，现任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其论著涉及经济学的许多领域，最为突出的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改革问题的研究，形成了把改革与发展相结合的研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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