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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管制和私有化造就了非理性繁荣,进而导致大量的资本流入,特别是短期资本的流入,这种非理性繁荣在突然之间就可能转变为非理性悲观
夏业良(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稳定的经济增长与长时期的经济繁荣向来是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社会各界所期盼和追求的长久目标。
1990年代的美国经济不但摆脱了1930年代“大萧条”的阴影，而且也告别了1970年代初的“滞胀”困境。有人因此说克林顿政府创造了美国历史上的经济奇迹，即所谓的“一高两低”(持续的较高经济增长、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此说虽然也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是经济繁荣的局面和经济增长的后劲却绝非仅仅因为某一届政府的执政有方而轻易得来。
作为主流经济学中颇具代表性的一员大将，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近年来以他激烈而愤慨的批评言论与著作扮演了一个“乌鸦嘴”的角色。
在不久前出版的《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他对国际货币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部分主要官员在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在他最新出版的著作《喧嚣的九十年代》中，他又毫不避讳地再度充当经济学界的“守夜人”，以他训练有素的犀利眼光和独特视角揭示了经济繁荣表象后面所隐藏的潜在危机。
1990年代的十年，美国的真实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是有目共睹的。斯蒂格利茨以其独特的分析视角展示了所谓的繁荣在美国国内是如何产生的——过度的放松管制、对于职业经理人(尤其是首席执行官)的不正当“激励”以及失控的利益冲突等等。他批评了那些通过玩弄各种手腕，从企业中巧取豪夺地盗窃财产的职业经理人的真实嘴脸以及他们给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所造成的损害。
斯蒂格利茨教授对1980—1990年代占据支配地位，直到现在依然存在的自由市场崇拜及其狂热现象进行了激烈而不失理性的批判。他认为对于个人、企业和社会来说，对物质与金钱的贪欲绝非有利的秉性。如果这种贪欲没有受到抑制，将会导致普遍的欺诈、资源配置的扭曲和社会灾难。
他还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远非经济繁荣的引擎。因此他的主张是，找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适度平衡，以便获得持续的增长和长期的效率。企业和其他经济体都必须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从而实现彼此信任和彼此理解。“这不仅是良好的道德，也是良好的经济学。”
作为克林顿政府中的高级幕僚(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格利茨教授深入地参与了这十年中的政策制定过程，他赞扬了克林顿政府的目标和激情，同时也批评了他们经常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特别是他们经常屈从于庞大的金融利益集团的压力；他还首次揭示了在制定政策之前所发生的那些激烈讨论和意见分歧的本质。
相对于经济学界的绝大多数支持者来说，近年来不断唱衰的斯蒂格利茨教授多少显得有些另类。他指出：“喧嚣的九十年代——冷战结束后新时代的头十年——也许并没有在当时所显现的那样辉煌。我们播下了一些种子，正是这些种子导致了我们曾经为之自豪的繁荣的毁灭。”但是他又不无希望地表露：我最谦卑的希望是，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一喧嚣的时代。也许下一届政府能够避免美国曾经失足的那些陷阱，能够确保所有的美国人，以及全世界所有人民，都能分享到这一新建立起来的繁荣。
斯蒂格利茨声称：我写本书的一部分目的是帮助美国人不再重蹈过去的覆辙，另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帮助美国以外的人们理解什么地方出错了——以及怎样才能在经济和社会中避免这些错误的发生。
在1990年代，随着美国经济的繁荣兴旺，很多国家被诱惑着接受美国的指引。如果说把本书所说的内容表达为一个简单的理念，那就是我们需要在政府与市场的角色之间建立一种平衡。
在私有化的支持者和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斯蒂格利茨的判断和指责多少有些夸大和耸人听闻，因为他坚持认为即使某些别的国家没有那么多的公司丑闻、金融丑闻和会计丑闻，它们也一定经历了与放松管制和不受约束的市场相联系的繁荣和衰退的周期。在这些国家中，放松管制和私有化造就了非理性繁荣，进而导致大量的资本流入，特别是短期资本(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游资或“热钱”)的流入，这种非理性繁荣在突然之间就可能转变为非理性悲观。
作为经济学研究者群体中的一员，我个人并不十分认同斯蒂格利茨的判断和主张，但是我毫不怀疑这些言论的潜在价值。在乐观情绪充斥着整个社会的时候，有几个聪明人挑挑毛病，敲响警钟，提出一些警示和忠告，难道不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情吗？学者的怀疑态度和勇于直言的批评精神永远是值得鼓励的，倒是从来没有人唱反调才是值得警惕的事情，因为在一片赞美声中的确有可能潜伏着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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