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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黛 发自北京
沈坤荣教授是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美国斯坦福(Stanford)大学经济学系高级研究学者，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曾参与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工业经济研究开发、“十五”规划等课题。
日前，沈坤荣教授就地方政府的“泛企业化”现象以及执行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命令时出现的偏差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您曾经提出了地方政府的“泛企业化”说法，能否详细阐述一下这个概念的含义和带来的影响吗？
沈坤荣：25年来中国渐进转型的进程同时也是中央向地方逐步放权让利的过程，地方政府经济管理的权力越来越大，为了发展当地经济，拥有垄断的行政权力的地方政府更多地参与企业行为，这就是政府的“泛企业化”行为。表现为政府换届后加大各地拆迁力度，兴建大学城、开发区等，扩大对钢铁等产业的投资；还有加入WTO以后，各级地方政府不计成本地吸引外资，各级地方官员不管是属于什么部门都有引资指标，甚至有地方的官员直接兼任相关企业的总经理和董事长，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泛企业化”行为迅速带来了投资扩张的攀比效应，形成了2004年的投资过热，造成了各种要素配置的扭曲：围绕任期进行的投资短期化和扩张冲动，对各类大型形象工程的偏爱，邻近地区间的相互割据等等。
第一财经日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为防止经济过热曾经采取过一些微调措施，为什么在一些地方却出现了逆向效应，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有增无减，甚至出现很多低水平重复建设？
沈坤荣：出现这种“中央喊停、地方冲刺”的现象，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多次的博弈中形成了一种“理性预期”。为了获取最佳的发展空间，地方政府的官员往往在经济紧缩的前夜进行最后的冲刺，这种白天学习贯彻中央文件，晚上加班加点开工的行为往往容易取得经济上的成功。比如可以在下一轮经济启动时占有先机，可以先将项目突击审批上马，借此向上级政府进行融资的“倒逼”等等。
所以，中央政府的微调政策就好比是十字路口的“黄灯”，刺激着地方政府在“红灯”亮起之前，猛踩投资扩张的“油门”，作最后的冲刺。
第一财经日报：地方政府的“泛企业化”行为弊端是什么，是否意味着地方政府越界，最终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沈坤荣：地方政府太多企业化行为的弊端很多，在市场化初期有发展经济的作用，但现阶段更多表现为各自为政，解决的方式就是中央政府强势出击，运用行政手段宏观调控。
原则上地方政府应该自觉服从中央的宏观经济政策，地方经济增长也应服务于宏观经济发展目标，但是地方政府也有苦衷，不发展经济毕竟无法维持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而只顾发展自己地区经济就会出现各自为政，偏离了中央政府的宏观目标。所以宏观调控还要有恰当的手段，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是很重要的。完善与转变地方政府职能的体制，把地方政府职能规范好，其内容核心是完善分权的财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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