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规划建议中要求“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抓住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症结,是最高决策层按照统筹城乡发展战略、解决“三农”问题新的重大政策导向,对于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城乡差距根源在于要素交换不平等
改革开放后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同时也积累了城乡差距拉大的发展隐患。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分析,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根源就在于城乡要素交换关系不平等。以要素禀赋即拥有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而论,城市与农村各有长短:城市多知识与资本,农村多人力与土地;城市长于二三产业,农村长于第一产业。在市场经济理论鼻祖亚当•斯密看来,要素禀赋差异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通过社会分工与市场交换,拥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区域或利益主体各得其所,普遍富裕。但是,改革开放前搞计划经济,虽然强调分工却否定市场经济,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在工业品与农产品之间搞不等价交换。改革开放后,城乡要素交换关系中的市场因素大大增加,既刺激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也通过农村要素大规模转移推动了城市经济空前繁荣,但从总体上看,农村要素价格偏低的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首先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和政策仍然大量地残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内,农村要素价格低于城市的制度并没有彻底改变。比如,城市廉价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农村劳动力还不能与城市劳动力同工同酬等。其次,在要素流向和利益分配方面,单纯的市场竞争机制相对有利于城市和非农产业,不利于农业和农村,使农村的各种资源和利益向城市富集。比如,谷贱伤农,即农民为消费者提供了充足的农产品反倒会减少收入;为了获得更多的家庭收入,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进城打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劳动力素质下降;农村发展缺乏资金,但大量的农村储蓄资金却用不到农村等等。因此,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统筹兼顾根本方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体现在经济发展实践中,最终要落实到城乡要素报酬均等化这一根本点上来。
2004年以来,国家对农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政策,“十一五”期间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较短的时间内农村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粮食连续7年增产,农民年均增收幅度超过了6%,多数行政村路面得到硬化,通信设施配套安装,农村教育经费由县级财政统筹,95%以上的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体系正在建立。这些说明,在要素的比价关系上正在向有利于农村的方向转变。这是符合一般经济发展规律的可喜现象。其实,在城乡均衡发展的发达国家,不论是人多地少的国家如日本、韩国,还是人少地多的国家如美国、法国,都离不开城乡要素平等交换这条基本经验。
城乡要素均等化的实现路径
以城乡要素报酬均等为主轴,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农民到城里自由贩卖农产品或者厂家到农村自由销售工业品,它包含着复杂的经济政策与经济体制内容,大体上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着手。
在微观层面,要通过体制与政策调整,赋予农民在自由支配法定占有的生产要素基础上合法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权利。通俗说,就是允许并支持农民相互之间、同市民之间、同其他国家公民之间进行竞争。农村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消除弊端的过程,农民拥有了自主经营承包地、自主销售农产品、经商办企业、外出务工等权利,不仅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础,而且保证了农产品的充足供给,推动整个国民经济30多年增长。原来的朴实农民在竞争中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在第一产业,山东农民王乐义发扬光大了蔬菜温室大棚技术,让北方老百姓从此不再为冬季吃菜发愁,也为中国蔬菜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打下基础;在第二产业,浙江农民李书福从为人照相开始,创办吉利汽车企业集团,并且以兼并沃尔沃汽车的惊人之举,在全世界汽车行业和资本市场上叱咤风云;在第三产业,辽宁农民赵本山从唱二人转起步,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十几年小品称王,红遍大江南北。当然,这并不表明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微观制度基础已经完美无缺。比如,根据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经验,农民参与农产品市场竞争,一般都是以参加合作社作为体制载体进行的,在这方面,我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还很低,导致假冒伪劣农业生产资料坑农害农、农产品流通环节利润大量流失等问题多年解决不了。在土地要素市场上,很多地方农村土地转为城镇建设用地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农民谈判议价的权利常常受到侵害。
在宏观层面,要通过财政金融政策与体制改革,向农村提供充足的货币资金,保证农村各种生产要素的稀缺性获得货币化评价。如果单纯靠市场自由竞争,农村的生产要素常常处于不利地位,这是由地理位置和产业特点决定的。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为了做到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协调发展,必须采取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财政金融政策与体制。
首先,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要城乡一视同仁,这是保证农民拥有的生产要素进入市场参与竞争的先决条件。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大力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大加快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进程。但是,从整体来看,政府向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所必需的各种要素还远远不够,仍需加强。
其次,发达国家实行农产品保护价政策,其目的就是让农民投入到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中的劳动及资金等要素报酬不低于非农产业。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粮食生产的劳动报酬应当放在首位,这就要求我国国有粮食系统的粮食收购价格适当提高,逐步达到农民在村里种粮的劳动报酬不低于到城里打工栽花种草的收入,这是提高农民在所有经营领域劳动报酬的基础。
第三,政策性金融机构如农业发展银行,要发挥贷款期限长、利息低、数额大的优势,向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贷款,让这一领域的相关要素也能够获得社会平均水平的利益回报。(《半月谈内部版》2011年第1期/中央党校经济学部 徐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