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恩
在过去的1/4个世纪内,全球经济经历了一场持续稳定且低通胀的增长。这场所谓的“大稳定”令许多政策制定者产生了某些错误的安全感,高估了自己管理经济和处理金融危机的能力。但当“大稳定”摇身一变成为“大萧条”,那些常规思维的致命弱点就暴露无遗了。而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我们对金融系统和经济大环境之间的联系——以及国家之间的联系——的理解是何等的拙劣。
时至今日,随着政策制定者们都在寻求一种在2011年及以后进行经济管理的新范式,我们有必要加深对这些联系的理解,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并降低危机的风险。
请让我阐明一下下列三个政策目标的含义:建立一个抗风险能力更强也更安全的金融部门,实现更平衡也更稳定的增长,管理更大规模而且更为快速的资本流动。
金融安全需要强力管制
抗风险能力更强且更安全的金融系统是一个成功经济的基石。而实现这一点需要强有力的管制,并制定一个针对金融市场和机构运作的合理规则。与此同时,为了确保每个人都能遵守该规定,金融机构必须受到严密监控。
目前,既便有了最完美的规定以及监管,也不一定能杜绝危机的发生——这也是我们为何要设立有效的应对机制来处理那些陷入困境的机构。最后考虑到在金融部门内部以及经济大环境范围内存在的强大的相互影响的作用,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总体框架,将金融系统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风险管理。
在推动管制改革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最近在加强银行资本协议方面达成的协议(巴塞尔Ⅲ管制协议)。但如果要正确贯彻这些规定的话,这些监管还是远远不够的。对有效应对机制和系统框架的探索目前依然处于模糊之中。
在经济大环境方面,我们已经了解到一个健康的经济首先必须是一个平衡的经济。在国家层面上来说,这要求具备一些工具以防止某些经济部门的过热最终拖垮整个经济。在全球范围上,这要求在各国之间更合理地分配增长以避免出现破坏稳定的不平衡状况。
那么这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又有何启示呢?
货币政策应给金融稳定更多关注
货币政策必须超越自身对低速和稳定通胀的关心,转而对金融稳定给予更多关注。而目前争论的要点则是究竟如何将这个必要观点注入到货币政策当中去,同时如何协调货币发行部门和监管部门的工作。
对于财政政策来说,危机显示出了在好年景时维持低水平公共债务以及低财政赤字的重要性:那些公共财政更为健康的国家有更多的余地去缓冲危机的冲击。但大萧条曾经导致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同时飙升。
那么政府应当何时开始精简开支——以及更高税率和更低支出之间的平衡——也必须依据每个国家的不同情况来考虑,比如各国经济恢复的能力、市场对债务的吸收能力,以及最初的支出和收入比率。而财政政策的共同目标则是维持持续的中期增长以及创造就业。
收入分配也是另一个重要事务。在逐渐滑向危机的前几年,收入不平等状况在许多国家进一步加剧,并给社会凝聚力带来了一些令人忧心的后果。收入不平等的恶化也将削弱抵抗危机的能力:随着能在坏年景时动用储蓄的人越来越少,对增长的冲击也就越来越大。
在国际层面上,关键是要理解一个国家执行的政策是如何溢出到其他国家的。而这一理解方式恰恰就是G20集团试图实现强劲、稳定和平衡全球增长的核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这方面加强了工作,并发布了针对中国、欧元区、日本、英国和美国的“政策溢出报告”。
对国家之间的金融联系进行更合理的评估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危机中我们见证了资本是如何迅速从那些原本被认为是安全避风港的国家中流走的。时至今日,上述国家又都面临着同样海量的回流资金。
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担心资本流入的冲击会抬高本地货币的价值,威胁市场稳定并导致经济过热。他们的应对策略包括买入外汇以防止本币升值又或者采取资金管制,在某些极端的案例中甚至完全禁止货币流入。目前的情况已经非常紧张,夹杂着对所谓“货币战争”的讨论以及金融保护主义的真实风险。
显然,我们需要更好地应对这些资本流的背后驱动因素,我们同样也需要定义究竟什么样的政策才是最好的应对政策——请记住要将全球经济视为一个整体来评估这些政策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应当仔细研究一个旨在减少资本流动速度的全球管制系统是否有效。
全球金融保险是一个重要的相关事务。就像普通家庭用保险来加强储蓄那样,各个国家也应当加入到一个全球金融安全网之中。危机爆发之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金融机构都得到了大量的资源,并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这还远远不够,基金组织也在寻求与区域性金融机制的协调合作,以及在一场系统性位置中应用其政策工具的新方法。
请让我将上述几点全部综合起来。
其实最终导致危机的一个重要政策失误就是我们缺乏想象力:我们无法明白全球经济和金融网络究竟复杂到了何种程度。但愿我们的下一次失误不是因为缺乏协调合作而导致。我们必须跨越旧有的分界线——不管是经济体内部还是之间的——并共同合作去建立一个更强健、复原能力更强的世界经济。
(作者为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