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

　　中国70%的人口属于低收入类型，旨在减少收入差距的政府计划最多能防止最坏情形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社会福利计划是经济增长这句古老格言显得更加适当

　　中国刚刚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中，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使其能与中国的GDP增长率持平。

　　制定这一目标的原因很简单：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家庭收入的增长比GDP的增长要缓慢许多，使得家庭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小。

　　这样的趋势导致了许多重大的结构性问题：增长缓慢的家庭收入抑制了私人消费，纵然市场有能力制造更多的消费品也无济于事；这一趋势还促使公司的储蓄上升，因为公司收益的增长比家庭收入的增长要快(因此比总体的GDP增长还要快)；随着公司把储蓄投资于其他领域，这可能反过来会导致更大的投资或资产泡沫；此外，很明显，滞后的家庭收入促成了中国的贸易盈余局面，因为低水平的国内消费使得中国的出口多于进口。

　　但是中国与GDP不成比例的家庭低收入———尤其是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还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家庭”都同等程度地从快速增长的GDP中获益。一些社会群体，如技工、工程师以及金融业的职员，他们的工资大幅增长。都市人———有城市户籍的人———也获得了GDP的分红，因为政府经营的教育体系和社保体系将他们囊括其中。此外，公司的利润也得到了增长。那些通过某种方式分享资本收益的人，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然而，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如民工和农民，他们的情况要差许多。前者的年收入(包括福利补贴)为2000美元；后者的年收入可能只有前者的一半。这两种人群大致以相同比例构成了低收入工作者。低收入工作者占全国所有工作人员的65%-70%。虽然他们的平均收入提高了，但是提高的速度比过去20年中8%-10%的GDP年增长率要缓慢得多。

　　因此，新五年规划设定的目标还是对这些社会差距宣战的政策宣言。如今，这些社会差距是中国的紧要问题。这些差距最初为什么会出现呢？

　　30年前，80%的中国劳动力由农民组成。虽然现在这个比例下降到了30%左右，但是比起城市和工业化地区的教育，农民教育受到资金匮乏以及人力资本都不足的困扰。这扩大了享有优越待遇的城市居民与农村贫困人口之间的差距。地理上的差异以及政府的社会政策一直有利于城市和工业领域，这可能也是其中的原因。

　　最根本的问题是变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让人人都能享有教育和好工作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一些人会率先致富，这就意味着其他人会相对滞后。

　　30年的飞速发展只让中国一半的农民(2亿左右)转入工业或服务业领域。在这些行业中，他们的工资比原先翻了一番。但是起码有1.5亿农民仍然在进入劳动市场，争夺较为高薪的工作。

　　老一代的农民可能会留在家中坚守岗位，但是年轻一代的农民将继续离开农田，这似乎创造了无限量的劳动力，继而压低了所有工业和服务业中低文化职工的工资。其结果是几乎70%的劳动力的工资增长速度不能与其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持平，因此平均家庭收入不能跟上整个经济增长的速度。

　　鉴于中国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种趋势将不会在短期内得到扭转。其实，这种情况可能会在接下来的10年或20年内继续恶化。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想要进行干预。近年来，中央政府增加了农村义务教育和扶贫的支出。地方政府也修改法规，有30个省份把最低工资提高20%-30%。

　　在未来的5年中，政府计划

　　在这方面加大努力：社保体系将会覆盖所有的工人和农民；加快财政和税收改革，把更多的公司收入转移到家庭中，为社会项目拨出更多的公共预算，包括为城市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为刚离开农村的民工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但是所有的这些措施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计划最多能防止最坏情形的出现。在农民只占劳动力2%的发达国家或者在一个低收入人群只占总人口10%的国家中，政府的补贴可能(暂时)可以矫正收入差距。但是中国的农民占了劳动力的30%-35%，70%的人口属于低收入类型，因此政府只能发挥微弱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社会福利计划是经济增长这句古老格言显得更加适当。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间在发展中国家得出的经验，以及最近从一些发达国家得出的经验告诉我们，过于关注重新分配收入的超负荷社会计划可能会导致更大的财政赤字、债务危机、超级通货膨胀、金融危机，最终导致收入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

　　在未来的20-40年间，中国必须牢记这些经验教训。事实上，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的创造是让数亿中国人永久脱贫的唯一可行方法。(作者为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Copyright:ProjectSyndicate,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