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框架解决全球经济失衡要优于中美直接对抗，但是，我们应竭力消除G20采纳“广场协议II”的一切可能性

　　黄益平

　　9月2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法案，但是，这个草案要想变成美国的法律，还需要获得美国参议院通过并经美国总统签署。这后两条能否实现目前尚不清楚。议员们现在起劲地推动报复中国的法案，说到底还是因为国会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不过，他们很快将返回各自的选区投入竞选，这样，对人民币的国际政治压力也许会有所缓解。

　　9月17日，美国财长盖特纳出席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听证时，曾经明确表示，他将利用今年11月在韩国首尔举行的G20首脑会议，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利用多边国际框架来解决中国汇率争端，这听起来是个非常积极的思路，起码可以避免中美之间的直接冲突。

　　不过，如果G20打着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幌子而推出所谓的“广场协议II”，则不仅无助于国际经济结构调整，还可能直接损害中国等亚洲新兴市场经济的利益。

　　G20准备做什么

　　G20作为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于1999年12月16日在德国柏林成立，最初是作为发达国家和重要新兴工业国家之间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后来，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总统布什于2008年年底邀请G20领导人到华盛顿举行首脑会议，共谋阻止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大计。由此，G20拥有了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重要功能。

　　然而，对G20的质疑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一个最大的问题涉及G20的合法性和代表性，究竟是谁选出了G20的成员？即使从经济规模来看，G20的成员也并非都是全球最大的20个经济体。欧盟作为G20的一个成员，其实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成员是重复的。另外，每次G20首脑会议都会对成员作微调。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就曾明确表示，全球性的问题还是应该通过更具代表性的联合国来解决。

　　但是，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说，G20比G8更有代表性，而比联合国更有效率。其实，G20经济体总量已经占到世界的八成五，它的合法性不一定取决于其他国家有没有选举这些国家，而是G20的成员们能够尽快做成一些事情。比如，启动G20首脑会议机制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与央行齐心协力，很快就将经济与市场稳定下来。这样，各国首脑在匹兹堡会议上达成了保持G20机制的共识。

　　可是，G20到底要做什么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章程。即将在首尔举行的G20首脑会议究竟应该包括些什么样的议程，特别是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决议，大概是各国官员都在反复思考的问题。当然，金融危机还遗留了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扩张型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退出，这一点在多伦多会议上已经达成了初步意向，只是这一问题已经随着全球经济二次探底可能性提高而变得复杂。其他一些问题，如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造，也还需要进一步推进。

　　作为主办国，韩国已经增加了两项议程：全球金融安全网和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其他国家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供G20首脑会议讨论，这些问题包括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全球气候变化、反腐败和全球海洋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问题似乎很难在短期内达成显著的成果。

　　“广场协议Ⅱ”

　　全球经济再平衡是另一个与全球金融危机紧密相关的议题。

　　其实，G20很早就提出了建立支持全球强劲、可持续及均衡增长的政策框架的问题，包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内的不少专家与官员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导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因此，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是保障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但是，对于如何实现再平衡却众说纷纭，不少专家甚至提出再平衡说到底是中美之间的问题，G20的作用非常有限。

　　这个说法显然并不准确，在顺差国家当中，中国的作用自然非常大，其他国家如日本和石油输出国的作用也不应被低估。将全球经济失衡简化为中美双边问题，既不准确，也容易加深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矛盾。既然是全球性的问题，自然应该通过全球性的框架来解决，多边国际组织的框架也有助于缓解中美之间的直接矛盾。

　　不过，美国财长盖特纳提出的通过G20迫使人民币升值的思路却可能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事实上，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威廉•克莱因已经提出了由G20达成“广场协议II”的设想，也就是说，G20成员共同接受一个类似1985年广场协议那样的政策框架，来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在这个政策框架下，包括中国在内的顺差国就应该实施货币升值和财政扩张，而包括美国在内的逆差国就应该接受货币贬值和财政紧缩。

　　这样的设想听起来有道理，实施起来却非常困难。这个设想的最大的问题是，“广场协议”并没有解决当初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为1.7%，这一比例在90年代仍然维持在1.6%，在本世纪初、全球危机之前，则迅速上升到4.7%。显然广场协议没有根除上世纪末叶的失衡问题，那么，我们有什么特殊的理由相信所谓的“广场协议II”能够更加有效？

　　“广场协议II”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很难确定人民币到底应该升值多少才能消除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如果短期内顺差不消失，“广场协议II”框架下的G20是否会持续迫使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呢？可以预期的是，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形，而中国政府又无法抗拒的话，其经济就可能受到沉重打击。在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经济出问题很可能严重祸及许多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和大宗商品出口国。

　　推动各国加速结构改革

　　以G20的多边框架来处置全球经济失衡这样的全球性问题，其好处是十分明显的。除了避免双边关系对抗，它还有助于根治失衡的问题。比如，即使中国解决了经济失衡的问题，如果日本和石油输出国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全球失衡的局面就不会被消除。惟一的差别可能是美国的债权国由中国变成了其他国家。

　　单纯的汇率调整可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主要是因为失衡的根源非常复杂，并非仅仅是汇率扭曲这么简单。举个例子，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美元汇率经历了非常大的波动，但是，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不断扩大的趋势却没有扭转。

　　同时，从2005年中到2008年，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升了16%，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却大幅度扩大。这些自然不能作为汇率与失衡无关的证据，但失衡显然还有其他重要因素。

　　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是一系列因素引发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要素价格的扭曲。过去30年间，改革政策一直试图在中国经济中重建市场制度，这一努力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然而，现在看来，迄今为止的市场化改革并不彻底，一方面，产品市场已经基本放开；另一方面，要素市场的扭曲却普遍而严重，包括劳动力市场的户口制度、资本市场的金融抑制和资源市场的国家定价，等等。

　　这些扭曲的共同特征是压低生产成本，相当于为生产者、投资者和出口商提供变相的补贴，因此，它们人为地提高生产利润、增加投资回报并改善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它们却压低居民收入。因此，经济活动尤其是投资和出口变得越来越活跃，失衡的问题却变得越来越突出，出口强劲而消费疲软，最终必然导致庞大的经常项目顺差。

　　因此，要消除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汇率调整非常重要，但是，消除其他要素价格扭曲也许更重要。如果其他要素价格不调整，将所有的调整集中到汇率上面，汇率变动的幅度就会非常大，在短期内甚至可能令经济无法承受。这一点对美国同样适用。现在普遍的认识是美国的经常项目失衡主因是居民的储蓄率太低，但是，要提高储蓄率，并非简单地通过美元贬值便可以达到。

　　由此看来，G20应该把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作为一个重要的议程，这比简单地把球踢给中美双方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然而，我们应该竭力避免G20采纳“广场协议II”的可能性，事实已经证明，过去G7完全靠汇率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失衡的做法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G20应当把政策重点放在推动、协调各国旨在消除经济失衡的结构性改革，汇率调整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