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谈1994年、2005年、2010年三次汇改经验
徐以升
三次汇改
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7月21日启动的汇率体制改革到今天是5周年,你怎么进行整体评价?
李扬: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现在一般评论就是从2010年6月这次开始评起,稍微了解情况的是把这次汇改跟2005年联系起来。但我认为,真正能梳理清楚其实应该从1994年算起。
从表述上会发现,2005年7月和2010年6月两次改革的表述都是非常一致的,因为这本来就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这么说,中国自1994年启动汇率市场机制改革,但改革在1998年和2008年两次被危机打断,但在2005年和2010年又两次重启改革。危机时候危机处理。这两次危机两次打断中国汇率机制的市场化进程,实际上,这两次打断非常值得研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一个非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汇率水平应该如何确定?两次危机给了非常深刻的研究问题。
汇率不是经济问题
日报:你的意思是,两次危机期间,市场预期和模型研究是一个汇率方向,但两次盯住选择的是另一个汇率方向。这里要看哪个更优。
李扬:是的。1998年当时国内外异口同声人民币应该贬值,当时很有影响力的研究,国际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国智库,国内中科院课题组,社科院两个课题组,都认为应该贬值,甚至超贬,不贬值的话“中国经济将万劫不复”。很多研究是基于某种模型计算的。
但中国决策者没有选择贬值,中国经济在1999年就开始复苏。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亲历了当时的争论,这次争论以及之后的选择和市场表现,我认为其意义重大,可以得出两条结论。
第一条,汇率是解决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均衡的工具,但是更重要的,汇率要服务于本国经济,保持本国经济的稳定发展;第二条,现在运行的模型都不能够刻画实际汇率的决定机制,实际决定的决定机制太复杂了。从1998年我就认为,汇率问题相当程度上不是经济问题。
非储备货币不能完全浮动
日报:回到你提出的非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货币汇率水平的确定问题,经过这两次危机,您认为,作为非储备货币,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李扬:我想说,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汇率对于我们发展中国家、非储备货币国家,什么样的汇率水平是合适的,我们应该反思。完全浮动的肯定不适合我们。只有国际储备货币才能够完全浮动,它们可以通过完全浮动,将风险转嫁给储备货币持有国、非储备货币国家。
对于非储备国家来说,汇率水平、外汇储备水平永远达不到最优。因为这套制度是储备国家制定,并且有利于他们的。把这点看清楚,人民币的汇率决定就不可能像国际储备货币那样完全浮动。
或者说,在人民币成为一个国际储备货币之前,不能完全浮动。这也是1994年、2005年、2010年三次汇改给中国的基本启示。
日报:全球有众多货币,还有什么货币可以同样得出这样的经验?
李扬:欧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99年欧元启动。实际上,欧元确实是带着挑战美元的目标来到人世间的,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就说,“启动欧元就是不想受人摆布”,这次欧债危机之后,法国总统萨科齐再次说明这个问题,他说“欧元的失败就是欧洲的失败”。欧元十年崛起进程安排非常有意思。在欧元启动的时候,欧洲央行保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其中70%~80%是美元,还有部分黄金储备。欧元按照和美元1:1的汇率水平启动。一开始下跌到0.8左右。欧元之路,尤其是欧元走向国际储备货币这条路,是搭便车的,也就是搭当时主要国际货币美元的便车,这通过保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来保证。
现在再来看欧洲央行的外汇储备,美元储备已经大规模减少,现在还未达到1999年当初启动的规模,约四五百亿美元的水平,黄金储备占比则提高。经过一段时间搭便车之后,欧元已经可以走向独立的立场。这是一个战术安排。
日报:这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什么启示?
李扬:人民币国际化,如果走一条不依赖其他货币的路,风险是很大的。在国际化起步阶段,人民币跟美元一定程度上挂钩,汇率水平上还保持一定的升值预期和小幅升值,这才有吸引力,而且美元是外界持有人民币的一种保证。
这就要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不能很大,而且这种波动要可预测,这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必由之路,人民币国际化要以美元为锚。
当然,此次危机之后,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也有变化,国际货币锚本身也有漂移,比如最近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又有点上升。这更使得我们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要三思。在此基础上,人民币确定货币篮子,并且让货币篮子起更大一点的作用,这是重要的。
日报:不能完全浮动,而是要构建并更多参考货币篮子的作用,这是不是中期汇率机制方向?
李扬:是。随着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人民币启动国际化,就要考虑多元化的现实,而最有效的就是货币篮子。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要更多发挥篮子货币的作用。但是,发挥篮子货币更大的作用,也不是完全盯住货币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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